【我要印】訊：海峽兩岸分別使用繁體字與簡體字，是否有礙彼此交往？近日，民間合作編撰中華語文工具書成為兩岸共識。擁有全世界發行量最大辭書《新華字典》的商務印書館對此表示，兩岸合作，技術上沒有任何問題，條件成熟時可以水到渠成。

　　“過去一切時代的精華盡在書中。”十九世紀著名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說。海峽兩地，一批對傳承文化引進西學先知先覺的有志人士秉持同一“昌明教育、開啟民智”情懷，出書為業。他們經營的文化機構，名字相同，源自有百年歷史、歷經滄桑，仍雄踞亞洲第一的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濤近日在此間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回顧起商務印書館幾經劫難的滄桑歷程，以及兩岸商務分隔六十年，從心意向之到相見恨晚、攜手合作的過程。

　　商務印書館，一八九七年成立于上海。由一個印刷作坊，發展為以出版為中心多種經營的文化機構：編寫各類教科書，編纂《辭源》等大型工具書，譯介《天演論》等西方學術名著，出版中國現當代文學名作，整理《四部叢刊》等重要古籍，編輯“萬有文庫”等大型系列圖書，出版《東方雜志》《小說月報》等幾十種雜志，創辦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校，制造教學用具，甚至拍攝電影。

　　極盛時期，商務印書館有員工五千多人，在海內外設有分館三十六個，各類辦事機構一千多個，所出書刊占全國六成以上，創造了包括中國第一臺華文打字機等現代出版業的諸多第一，成為當時亞洲最大出版機構。

　　上世紀三十年代起，商務印書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轟炸與焚燒，飽嘗戰亂之苦。“雖然如此，二十世紀前半個世紀，商務印書館在晚清到新中國成立的歷史進程中，起了極其重要作用：一是使文化成為普通人的權利；一是以它的熱忱維持了中國最高的學術研究。”王濤評價。

　　時至今日，全球留下同名同根的商務印書館五家。雖然都已獨自經營，但還都以大陸商務印書館為母體，承繼著總館“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宗旨。

　　新中國成立后，商務印書館完成公私合營改造，一九五四年遷至北京。一九五八年后，商務印書館逐漸形成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世界名人傳記”為代表的翻譯作品，和《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等為代表的中外文語文辭書為主要支柱的出版格局。現在，商務年出圖書八百種左右，重要學術期刊二十種。

　　在海峽彼岸，抗日戰爭結束，臺灣回歸祖國。一九四七年，商務印書館在臺北市建立臺灣分館，作為推銷本版書的發行機構。按舊例，由總館派經理，并就近抽調福州、廈門分館職員前往。

　　一九五零年十月，臺灣分館改稱“臺灣商務印書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又改稱“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會、監事會，王云五出任董事長。這位一九二一年進入商務印書館，后出任總經理，對推動商務印書館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人，由此成為連接兩岸兩館的“特殊歷史性人物”。

　　五十年代，臺灣商務印書館以收集一九四九年以前總館出版圖書樣本陸續翻印出版為主業，年約三、五十種。王云五執掌后，業務有所擴大，陸續選印了《萬有文庫》《漢譯世界名著》等，重印了《中國文化史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庫全書珍本》等。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六年，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經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印制發行。二oo六年，收藏于北京圖書館的“文津閣四庫全書”也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兩閣并舉”贏得全球漢學界贊譽。

　　王濤認為，兩岸商務印書館不約而同選擇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工程影印出版，不惜工本，不計成本，不計回報。說明兩岸兩館的文化擔當始終一脈相承，也說明兩岸攜起手來，一定能為中華民族文化與教育拓展做更多事。

　　“事實上，兩岸兩館自分離以來，心意向之，感情聯系一直存在。”王濤回顧。

　　早在一九七九年，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舉行職工座談會。會間，曾在商務印書館主持《東方雜志》的胡愈之和《小說月報》的主編茅盾先生就建議“兩岸兩館之間應該像走親戚一樣，多走動走動”。

　　一九八二年，商務印書館舉行創業八十五周年紀念會，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經理蘭真建議北京總館在適當時候牽頭，五家印書館恢復歷史血緣關系，協調業務，加強團結。

　　一九八八年，時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林爾蔚，赴港出席書市，商務印書館京、港、臺、新、馬五店第一次聚會。

　　一九九零年，臺灣商務印書館正式編輯代表團十二人，第一次訪問北京。一九九三年，五家商務印書館合營的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當時在新聞出版署就職的王濤，親歷了國際有限公司的成立，并起草成立報告。

　　王濤介紹，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出版社，幾乎盡為國有。建國以后，只批準過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在內的三家合資出版企業。“這是中國政府對兩岸三地之間商務印書館歷史淵源和血緣關系的認可和鼓勵，希望這一品牌聯系兩岸三地學人和出版人共同搭建平臺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華文化發展做些工作。”

　　目前該國際公司出版的辭書工具書全國占有率百分之十二，排第四位。

　　除此平臺，兩岸主要利用資源互補優勢，進行合作出版。一九八九年，北京商務印書館轉讓版權，臺灣商務出版繁體字版《辭源》。依此模式，九十年代，臺灣商務出版《中國文化知識叢書》，共九輯九十種。此外還有二十五種圖書在臺灣商務出版。

　　二oo七年五月，臺灣商務印書館成立六十周年暨商務印書館創立一百一十周年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發賀電，北京商務印書館副總經理江遠出席并致賀詞。

　　“總體來說，不論在大陸還是臺灣，作為現當代中國出版界的先鋒和重鎮，兩岸的商務印書館在開啟民智、昌明教育、傳播文化 、扶助學術上都功不可沒。”王濤強調。

　　至于最近大家比較關注的兩岸合編中華語文工具書，王濤特別強調，大陸文字改革五十年，成效顯著。簡化漢字是提高民眾識字率，減少文盲率的有效手段。創立和推廣簡體字，是文化發展必由之路。在大陸，繁體字和簡體字的關系是，普遍使用簡體字，重要學術研究、文化傳承保留使用繁體字。如《二十四史典校版》，一直以繁體字出版。

　　今天，兩岸由于長期分離，簡體字和繁體字出現某些溝通問題。王濤說，兩岸怎樣開啟工具書合編工作，有待進一步溝通。可以肯定的是，兩岸同仁已做很多準備，可以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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