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仿子，原名王健行。 1916年10月16日生于江蘇青浦。1936年到蘇州讀書，積極參加當時地下黨領導的讀書會等活動。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在長沙世界語協會，衡陽、桂林、上海、香港生活書店和桂林《救亡日報》工作。1941年底日軍侵占香港后，參加東江抗日人民游擊隊，在《挺進報》工作。1949年 6月調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工作，任印制科長兼宣傳科長。

　　1949年初，王仿子奉調進入東北解放區，在大連光華書店負責出版工作。接著奉調北平，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任印務科科長。新中國成立后，王仿子先后任新華書店總管理處出版部秘書處主任，人民出版社經理室主任，出版總署計劃財務司計劃科科長、出版事業管理局出版處處長，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副局長等職。1975年冬，王仿子調任文物出版社社長。1979年12月，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成立，王仿子當選為理事，1982年增選為常務副主席，1993年換屆改任顧問。1982年成立國家出版委員會，王仿子被聘為委員兼秘書長。1993年2月，日本印刷學會推舉王仿子為該會名譽會員。1993年5月，中國印協改選理事會，王仿子被推選為名譽理事長。1994年2月，《王仿子出版文集》出版，其中《印刷篇》收錄有關印刷問題的文稿26篇。

　　書刊印刷是出版工作的物質基礎。出版界歷來把出版工作的三個環節——出版、印刷、發行看作三位一體。因為這個緣故新中國第一個出版行政機關——出版總署，以及后來的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都分別設置出版、印刷、發行三個職能部門，管理全國出版、（書刊）印刷與發行業務。1960年前，王仿子以出版工作者的身份，在業務上與印刷有密切的往來關系；1960年王仿子出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長，分管書刊印刷，開始與印刷有較多的關聯； 1963年兼任中國印刷公司經理，才算真正進入印刷界，成為一名印刷管理工作者。

　　1963年成立的中國印刷公司，既是一個直接管理文化部所屬印刷企事業單位的機構，又是一個對全國書刊印刷業的印刷業務起指導作用的機構。當時，它面對的問題是印刷生產力嚴重不足，全國開展學習毛澤東思想而大量需要的毛澤東著作不能滿足供應，印刷質量不高，技術設備落后，科研力量薄弱。 中國印刷公司一成立就組織調查組調查全國書刊印刷生產能力和存在的問題，制訂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全面發展書刊印刷的長遠規劃，召開全國印刷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王仿子代表文化部出版局做題為《充分發動群眾，加強管理，增加產量，提高質量，更好地為文化出版事業服務》的報告，提出了追趕國際先進水平的奮斗目標，在大區有重點地充實印刷力量，統籌安排全國書刊印刷任務，建立新的印刷基地等。還提出聘請日本印刷專家，成立印刷學會等設想。1965年冬，根據國務院指示，為保證戰時毛澤東著作和對外宣傳書刊的出版，王仿子抓三線戰備印刷廠的規劃與建設。后因“文革”動亂，部分規劃未能實現。在中國印刷公司成立的短短3年中，王仿子深入現場，調查研究，與全體職工一起為改善與加強書刊印刷管理，在統一調度書刊印刷任務、引進新技術裝備、擴充印刷生產力、有計劃分配印刷機械設備等方面，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

　　1973年9月，王仿子以中國印刷物資公司經理身份，作為中國出版印刷代表團副團長，與團長嚴文井一道，率團赴日本考察出版和印刷技術。1975年9月，王仿子再次率中國印刷友好代表團赴日本考察印刷技術。兩次訪日期間，玉仿子與同行的印刷裝訂專業人員和照排、樹脂版科研人員一起，參觀了數十家規模不同、各具特色的印刷廠和印刷機械制造廠。在與國外交往隔絕多年之后，帶回來日本在六十年代印刷技術大發展和國際印刷技術發展新趨勢的重要信息，并歸納為：“冷”（以照排代替鉛排）、“輕”（以樹脂版代替鉛版）、“多色”（發展多色膠印）、“高速”（以圓代平）、“聯動”（裝訂聯動）等五大特點，引起國內印刷界注目。在給國家出版局書面匯報中，提出全面改造印刷技術，改造老廠，引進新技術，追趕國際先進水平的建議。主要意見是：由國家出版局制訂印刷技術改造規劃，在國家計委領導下，協同有關部問，分工協作，用先進設備替換和淘汰落后設備，改造老廠；引進新技術，發展照相排字、樹脂版和平印預涂感光版，重點發展膠印，以輪轉膠印縮短出書周期；引進成套設備集中裝備幾個廠，建成運用新技術的樣板廠，以帶動全國；積極培養和壯大印刷科研隊伍，加強北京、上海兩個印刷研究所外，各省市建立印刷研究所，有條件的大廠建立自己的科研機構；設立專門印刷學校；繼續派遣專業技術人員出國考察等。這些意見得到國家出版局重視，一部分被吸收進印刷技術發展規劃中，其余則在以后的幾年中多數也得到實現。

　　1980年3月，中國印刷技術協會成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建立的印刷專業群眾團體。其任務是廣泛團結全國的印刷科技工作者、管理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開展學術活動，交流工作經驗，舉辦繼續教育，獎勵優秀的印刷工作者，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印刷工作者的建議與要求，一切以促進印刷工業現代化為宗旨。玉仿子不僅和王益、史育才等一起籌建了中國印刷技術協會，并且被選為第一屆常務副理事長。1984年12月，在中國印刷技術協會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王仿子被聘為顧問。1988年12月，在中國印刷技術協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第三屆理事會理事長。王仿子在主持協會工作期間，認真貫徹辦會宗旨，團結和依靠全體理事，抓協會的組織建設，積極開展學術活動和對外交流，開創了協會工作的局面，發揮了協會的橋梁與紐帶作用。

　　為了提倡并推動印刷科學理論的研究，王仿子創議每兩年召開一次以學術交流為中心的印刷年會。經過充分準備，第一屆印刷年會于1982年2月在北京舉行。這是我國印刷史上的一個創舉。王仿子主持首屆年會。這次年會從全國征集到的156篇論文中選出40篇進行交流。這些論文絕大多數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基本反映出我國印刷工業科學技術與管理的現有水平。年會倡導了民主的學術空氣，涌現出一批人材，使印刷界的學術活動開展有了一個新的起點。兩年召開一次年會現已成為中國印協的一項基本活動而堅持下來，對于推動印刷業的科學理論研究和改革開放，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為了利于學術交流活動的經常化，王仿子十分重視協會會刊《中國印刷》的出版。他親自擔任主編，領導了會刊的創辦與編輯工作。從辦刊宗旨、欄目設置到稿件加工、版式設計，以及發行與經營，處處凝聚著他的心血。從第24期起改任顧問之后，他仍然關心這本刊物。經過10年的艱辛，這本大型的專業性刊物已形成鮮明的風格。這就是學術性、綜合性和知識性。促進了印刷界學術空氣的進一步形成，成為印刷界會議公認的一份層次較高的讀物。與此同時，王仿子還組織了《中國印刷年鑒》的出版工作，并為第一卷撰寫了專題概述《新中國印刷工業三十年》。這部大型的資料性工具書兩年一卷，現已出版到第七卷，成為新時期以來我國印刷工業發展的有力見證。

為了促進書刊印刷工業重視產品質量，貫徹質量第一的方針，在王仿子以常務副理事長身份主持協會日常工作期間，從1981年起中國印協與中國印刷公司聯合舉辦書刊印刷優質產品評比活動。10年間先后共舉辦過6次，送評產品和獲獎產品逐次增多。

　　1984年10月，中國印協與日本印協商定合辦平印制版印刷函授班。從1985年5月起的6年中共培訓學員1500人，遍及全國20個省市自治區。1991年6月，中日兩國印協繼續合作，開辦印刷管理函授班。第一期印刷管理函授班已有514名學員結業，第二期正在開辦之中。函授教育為我國平印技術與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將發揮積極的作用。王仿子積極參與和推動中日函授教育的建立與發展。表彰對印刷事業做出重大貢獻者，有利于激勵全體從業人員，促進印刷技術進步，加快印刷工業的發展，中國印協設立畢升獎。王仿子積極參與畢升獎的設立，并擔任第二屆至第四屆評委會主任委員，主持評選工作。

　　為了賡繼前人的奮發精神，弘揚中華文化，振興印刷工業，王仿子和王益于1983年6月聯名提出建立中國印刷博物館的建議，得到文化部等有關部門的支持。受文化部委托，中國印協負責籌備工作，于1984年12月成立了中國印刷博物館籌備委員會，王仿子任主任委員。后因各種原因，具體籌建工作未能展開。1991年10月，中國印刷技術協會和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聯名向新聞出版署再次提出關于建立中國印刷博物館的報告。新的籌備委員會于1992年1月成立， 范慕韓任籌委會主任，王仿子任副主任。集資、征集展品及土建工程正按計劃展開。

　　王仿子十分關心和重視協會的對外交流，以及與香港、臺灣同業的友好往來。從1973年中日出版印刷界恢復相互訪問以來，中國印協建立后已先后同日本印刷學會、日本印刷技術協會等團體、日本的印刷企業以及印刷設備器材制造商社建立了友好聯系。雙方在學術交流、函授教育、無償提供二手印刷設備、人員往來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國印協發揮群眾團體的優勢，起到應起的作用。王仿子還先后率團出訪廣泛交結海外印刷界的朋友。1985年2月赴美參觀芝加哥印刷博覽會， 1989年5月參加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第四次世界印刷大會，1993年2月參加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第五次世界印刷大會。在這次會議期間，王仿子代表中國印協提出在北京舉辦2001年第七次世界印刷大會的申請，并為會議主辦者世界印刷聯盟所接受。在這兩屆世界印刷會議期間，王仿子與臺灣、香港的同業有廣泛的接觸，與臺灣的印刷團體增進了相互了解，為發展友好往來與技術交流建立良好的基礎。王仿子在這20年有余的對外交往中為世界印刷界了解中國，中國印刷業了解世界起了良好的作用。

　　1960年任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副局長，1963年成立中國印刷公司時兼任經理。1975年任文物出版社社長。1979年率先開展對外合作出版工作，出版了《中國博物館》、《中國石窟》等大型文物圖冊。1980年被選為中國印刷技術協會副理事長，主編《中國印刷》雜志，籌劃創刊《中國印刷年鑒》。1982年被聘任為國家出版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1983～1986年被選為第一、二屆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

　　他撰寫的有關出版的主要論文有：《門市工作七十二條》、《編輯要關心書的命運》、《談談出版改革的幾個問題》、《緩解“買書難”的若干設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