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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大事記：1951年

2009-09-24 09:04 來源：中國網責編：樂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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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和平解放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據西藏的歷史和現實情況，決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針。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當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談判西藏和平解放。當時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攝政大扎•阿旺松饒等人，在某些外國勢力的支持下，在西藏東部昌都一線調集藏軍主力，布兵設防，企圖以武力對抗。中央政府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放軍渡過金沙江，解放了昌都。昌都解放后，中央政府再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來北京談判。以阿沛•阿旺晉美為代表的愛國上層人士力主和談，提前親政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接受了進行和平談判的意見。1951年4月，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派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到北京談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問題達成協議，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協議明確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改革。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受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贊成和擁護。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軍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順利進駐拉薩。

　　西藏和平解放，結束了西藏近代以來遭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侵略的歷史，捍衛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大業，同時也為西藏的民主改革和民族區域制度的建立、為西藏的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鎮反”運動

　　鎮反運動是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簡稱。它是在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由中共領導的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的清查和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政治運動，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稱的三大運動之一。1950年３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６月６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所作的《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奮斗》的書面報告中把鎮壓反革命列為全黨的八項重要任務之一。７月，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發出《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鎮反運動開始后，曾一度出現“寬大無邊”的傾向。針對這一傾向，１０月，中共中央又發布《關于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從1950年10月起，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這次運動打擊的重點是土匪（匪首、慣匪）、特務、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反動黨團骨干分子。采取在黨委領導下，實行全黨動員、群眾動員，使公安、司法機關同廣大群眾相結合，并吸收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參加的方法，讓人民群眾自覺地起來檢舉和揭發反革命分子。1951年２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了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和“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等處理反革命案件的政策，使鎮反斗爭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標準。1951年５月，中共中央及時決定實行謹慎收縮的方針，集中力量處理積案。1952年底鎮反運動基本結束。

　　歷時三年的鎮反運動，基本上掃除了國民黨反動派遺留在大陸的反革命殘余勢力，我國社會秩序獲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抗美援朝戰爭和各項改革建設工作。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是1951年秋至1952年秋，在中國開展的知識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國內大約有200多萬知識分子。廣大知識分子愛國熱情很高，大多數學有所成的知識分子留在大陸迎接解放，參加祖國建設。知識分子學習熱情也很高，他們要求了解新社會，了解中國共產黨，了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但是，他們大多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長期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教育，在思想上難免留下舊社會的烙印。為幫助他們擺脫剝削階級世界觀的束縛，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共產黨在知識分子中廣泛組織了馬列主義基礎知識的學習和黨的方針政策的學習，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理論的學習，采取各種方式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教育。比較集中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則是從1951年9月下旬在北京、天津的高等學校教師中首先開始的。9月29日，周恩來總理受中央委托，向兩市高校教師學習會作了《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的指示》，要求在學校教職員和高中以上學生中普遍開展學習運動，號召他們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聯系實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指出這次運動的目的，主要是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此后運動由教育界逐步擴展到文藝界和整個知識界。1952年秋基本結束。

　　通過這次改造運動，在知識分子中清除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政治思想影響，樹立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純潔了隊伍。但由于要求過急、過高、方法簡單，這一運動也傷害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感情。

　　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1950年，電影《武訓傳》攝制完成。它是著名導演孫瑜的代表作之一，由著名演員趙丹擔任主演，也是中國電影百年歷史上的一部經典之作。影片取材于中國近代史上的真實人物武訓，他以“行乞辦學，讓百姓讀書”的坎坷經歷，顯示了中國電影注重厚德載道，注重社會內涵的文化傳統。從整體上看，《武訓傳》是一部敘事完整，具有深刻內涵和強烈感染力的優秀之作。

　　但在《武訓傳》上映后，卻引起了兩種截然相反意見的爭論。贊揚者認為，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義的好電影”，武訓是“永垂不朽值得學習的榜樣”。批評者認為，電影《武訓傳》是一種“缺乏思想性有嚴重錯誤的作品”、“武訓不足為訓”。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應當重視〈武訓傳〉的討論》，隨后新中國電影史上展開了第一場對電影的大規模批判。毛澤東認為，電影《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承認或者容忍對它的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7月23日，《人民日報》又公布了經毛澤東親筆修改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將武訓說成是一個“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這樣，《武訓傳》的討論就變成了全國性的政治大批判。

　　這一批判嚴重地混淆了思想藝術和政治問題的界限，不僅使《武訓傳》的創作和演出人員受到迫害和打擊，也給新中國的電影藝術創作的發展帶來嚴重的不良影響。直到1986年，影片才基本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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