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第一股，改制非易事

　　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1990年代，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鄉鎮企業紛紛進行產權制度改革。從某種程度而言，這是鄉鎮企業為從根本上做大的變革。

　　浦東開發開放，對界龍影響很大。

　　首當其沖，最明顯的是企業稅收降了一半。其次，交通條件大大改善，有了浦東國際機場，位于川沙西南的我們現在開車去市區不用再經川沙繞遠路，路程要差15公里，不但生意更易做大，人才引進也更方便。以前從市區聘的技術員當天回不去得過夜，1991年后企業班車當天來回接送。

　　就在1990年代，許多上海人曾經固守的“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的觀念，也悄悄改變。1993年，我們在川沙蓋了“界龍花苑”，500套左右的房子賣了兩年多；而2000年，“界龍新世紀公寓”還沒開盤就幾乎被預訂光了。

　　1990年12月，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我有個買了100輛面包車跑川沙到上海客運的朋友，他的企業居然上市了，只有160萬元資產，上市后身價升了80倍，不得了。而我們界龍資產評估為3100萬元，我也想要上市，既能解決資金鏈問題，又利于建立現代管理制度。村民代表大會通過后，職工每人以每股4元的價格獲得從幾百到幾千股不等的股票。1994年2月24日，界龍實業在上海證交所掛牌，一開盤就從8元升到12元，贏得“中國鄉村第一股”的美譽。

　　那年費屹立21歲，華東師大國際金融專業畢業。記得1978年外貿部來拍的合影中他還露了把臉，因為我們農村企業那時基本沒有周末，我一整禮拜都不在家，他就成天跑到廠里湊熱鬧。從一個把工廠當成游樂園的頑童成長為大學生，屹立說，界龍上市，使他對工廠第一次有了“企業”的概念，而既然是上市企業，就應該想到可持續發展。我認為他說得很對，就送他去北京一家證券公司工作了3年，之后又送去澳大利亞學金融。2000年，屹立碩士畢業，回國幫我，幫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制。

　　要知道，村辦企業有個大煩惱：人人都是主人，人人都要管，又人人都不管。打雷了，下雨了，正在車間的工人立刻就能放下手里的活，跑回家收衣服、收糧食。不少人尋思：反正企業是我們村的，我想做就做，不想做也照樣拿錢。長此以往怎么行？有順手把印刷用紙拿回家給孩子當草稿紙的，甚至有業務員把銷售款放進自己口袋的……我開始找鄉親談話，定村規民約、廠規廠紀，還請了一個成人教育學校的校長來做職業教育，可大家就是不服，覺得你又不是老板，你憑什么管。

　　產權不明晰，風言風語多得很，我家玻璃窗還被人砸石子，妻子和弟兄都勸我當心點。不過，兒子很支持我，川沙鎮長、浦東區委書記也都說可以改制。在我印象中，浦東正好在那段時間作出了加快農村改革的決定，計劃在三五年內將浦東的數千家鄉鎮企業全面改制。當然，改制并非易事。我們在反復強調一定要改但不辭退村民的前提下，又拿出企業6.7%的股份留給村民作養老保障，2001年9月6日，村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界龍改制方案。

　　從此，前行活力更加充沛：我們廣泛涉足印刷、房地產、食品等產業；印制的《淳化閣帖最善本》被作為厚禮敬贈訪滬的連戰和宋楚瑜，還獲亞洲印刷大獎金獎；畫冊《錦繡文章》次年又獲金獎，還被作為胡錦濤主席訪美贈予耶魯大學的禮物。

　　1995年底，我88歲的母親腦溢血去世。走之前，她說很開心，因為她享到福了。

　　今年8月，二兒子屹豪辭了澳洲國立銀行的工作，回國幫我。我們父子仨定了下一個目標：世界五百強。

　　我想，那個關于假龍的風水傳說，已經是很遠很遠的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