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與文化，孰輕孰重？

　　如果以自由、個性和創新定位于21世紀的中國文化特征，那么為第三次文化組織的變革，就需要在文化出版管理制度、文化形態創新、文化從業者身份等多個方面進行變革。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雖以借鑒西方資本、效率模式，增強文化創新能力，但其核心不僅僅是獲得經濟回報，而應該要有更為遠大的文化目標。比如在國內，需要用文化創新來強化政治和民族認同、增強國家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讓文化成為創造未來21世紀中國新的經濟增長點、引導經濟發展方向和增強經濟競爭力；在國際上，塑造和展現新世紀中國國家形象、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讓具有五千年文化歷史傳統的中國給世界文明以更大的影響力。因此21世紀的第三次文化組織變革比之60年前更具有豐富的內涵，對中國文化從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量文化企業逐步轉變成為市場經營的主體過程中，關注自身企業的經營效率往往成為第一選擇。譬如，筆者曾對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自1950-2004年與非洲55年書刊往來歷史給予了統計和對比。從1950-1987年37年的往來統計看，覆蓋范圍廣，來往頻次密集，整個37年間累計81次，平均每年2.19次。而1987-2004年的18年間，與非洲大陸往來國家數量減少，由前37年的25個減少到后17年的15個，下降比例達到40%。可以說，80年代至今的新時期，中國書刊在非洲的發行傳播活動與前30年相比呈現逐步下降趨勢。

　　與這種日漸萎縮的書刊交往相比，中國與非洲的經貿關系卻飛速發展，非洲大陸已經成為中國能源、工業原料以及中國工業化產品的重要來源地、重要市場。但這種快速增長的中非關系，卻面臨著巨大挑戰。一是掌握輿論優勢的西方媒體對中非關系的負面言論，對中國在非洲“殖民主義”“支持專制”“人權”的負面宣傳的影響，抹煞了中國在非洲大量承包工程、勞務合作，以及貿易、投資等方面，給非洲當地社會帶來的快速進步和人民生活帶來的實惠；二是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中走上政治前臺的非洲國家新一代領導人多接受西方教育，崇尚西方的價值觀念，在民主、人權、主權等方面的價值判斷與中國仍有差距，不同程度上削弱中非關系的政治基礎。

　　這種挑戰凸現的是中國新時期在非洲文化影響力的薄弱。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專業海外書刊發行機構在市場化進程之中把企業的全部重心投入到經濟效益回報巨大的國家、地區，而不同程度上會忽視資本投入、效益回報較低的國家、地區。文化目標的“偏向”，是一個資本與文化之間經常發生的“文化病”。文化企業對資本利益的追逐而會不自覺的淡化長遠的文化目標，二者之間有時會出現不同步、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弊病已經在中國出版業中普遍出現。

　　 西方文化保守主義的丹尼爾·貝爾早在1978年寫到：“最終指導經濟的還是經濟深植于內的文化價值體系。經濟政策作為一種手段可以是有效的；但只有在構塑它的文化價值體系內，它才合理”，這句話道出了經濟政策的工具性——它所服務的終極目標一定要符合某種文化價值觀念，決不存在為經濟而經濟的工具手段。本文前述的兩次文化組織變革，第一次變革完成了中華民族從傳統到近代的文化啟蒙任務，以新中國建立為標志的第二次文化組織變革，雖然有教訓和不足，但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組織動員能力，以及新中國在國力遠不如今天的時代所奠定的國家文化格局，都成為21世紀中華文化發展最值得借鑒的經驗和基礎。對于新世紀的第三次文化組織變革而言，在大力學習西方的資本、效率手段之時，把資本、效率模式的活力、創新與國家民族遠大文化目標結合起來，充分展現自由、個性、創新的21世紀時代精神的時候，就是中國第三次文化組織變革創新成功之時，也是具有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文化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和貢獻的時候。這是歷史賦予這個時代的使命，也是這個時代文化從業者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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