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這些年，我在研究出版業體制改革和技術轉型問題的過程中，一直沒有放松對“出版文化理性問題”的研究，而且經常性地呼吁業界關注這一問題。為什么會如此執著呢？主要是出于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的考慮。

　　(一)

　　從理論上講，出版業是內容產業，它的最本質特征是內容，內容為王，品牌無限。自從人類社會有了出版和出版業以來，它的載體跨越幾千年，由甲骨到鐘鼎、到縑帛、到紙張、到互聯網，發生了根本性的甚至是顛覆性的變革，但它以內容積累文化、傳承文明的本質特征卻始終如初。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以不變應萬變；從載體角度講，則是萬變不離其宗。一直到今天的市場經濟體制選擇，我們說出版業當然要講究裝幀藝術，講究宣傳造勢和市場營銷，但能否贏得讀者、贏得市場，最終還是取決于內容，取決于你的內容是否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乃至滲透力和穿透力。

　　我們大力倡導全民閱讀，甚至把推進全民閱讀提升到國家層面來運作，其根據在于：對于一個人來講，閱讀決定著他的文化附加值及他對社會的貢獻和社會對他的肯定及認可的程度；對一個團體來講，閱讀決定著這個團體的核心競爭力的大小及社會影響力的強弱；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講，閱讀決定著它的經濟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的水平高低及在國際社會的地位等等。但這里講到的閱讀，蘊涵著一個前提，那就是他讀的書必須是有內容的，是符合“出版文化理性”之本質特征的。出版界的先賢們講：我們重視國家和社會進步，就不能不重視教育進步，我們重視教育進步，就不能不重視書業進步，書業規模相對小，但對國家社會的影響較之其他行業更為大，其道理也在于此。

　　從實踐上講，在中外近現代出版史上，凡是做得有影響的、有出息的出版企業，無一不是出版文化理性的倡導者和踐行者。商務印書館歷經百年而不衰的秘訣就在于把對文化理性的追求與對商業利益的追求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是以文化理性為體，商業利益為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基本上沿襲了這條路徑。德國的蘇爾塔普出版社，規模并不為大，但其社長翁澤爾德逝世時，德國總統和歐洲政要紛紛前來送行，何故之有？因為這家出版社的“彩虹出版計劃”為戰后德意志民族重建自己的信仰及精神支柱，持續地提供了2000余種優秀出版物。

　　在當前，“出版文化理性”問題尤其應該給予高度的、足夠的重視。因為我們進行體制改革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放和發展出版生產力，而解放和發展出版生產力的目的就內在地蘊含著提升出版物內容質量這個基礎和前提；因為我們正在加快傳統出版業向現代出版業的轉型，而轉型的目的是為了擴大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播力和影響力，這樣的目的就理所當然地要求你傳播的內容富有文化理性的魅力。應該清醒地看到：體制改革為我們提供了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真正實現，還要靠我們在內容方面的辛勤耕耘；技術轉型為我們提供了先進的傳播手段及載體，而這種手段和載體要真正發揮效力還有賴于我們在文化理性方面的精心策劃與全力打拼。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同志最近在講到行業面臨的挑戰和困難時，也明確地、尖銳地提出了“內容創新能力弱，有影響力的精品不多”的問題，這實際上是在強調研究出版文化理性問題的緊迫性。

　　(二)

　　那么，什么是出版文化理性呢？我想嘗試著給它下個定義，以便我們的研究有所遵循：它是出版人、編輯人經過長期的學習、實踐、修煉而形成的一種綜合性的、決定或影響出版物內容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本質性文化品格。出版文化理性的內容似可分為核心層、核心實現層、核心輔助層三個層面。

　　所謂核心層，即是說出版從業人員，特別是(或主要是)編輯人員，要有文學的感性(喜愛文學，善于借助文學貼近生活、發現生活和洞察生活)；要有藝術的靈性(未必有藝術的創造力，但至少要有對藝術、音樂等的消費習慣和鑒賞力)；要有哲學的悟性(能領會基本哲學命題的意旨，理解蘇格拉底、康德、黑格爾等大思想家的核心觀念，具備辯證思維能力)；要有史學的智性(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態度，對歷史現象的復雜性、歷史運動的規律性有冷靜、清晰的認知和客觀、公允的評斷)；要有科學的理性(具備基本的科學知識、科學素養及科學精神)；要有倫理的德性(比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恪守職業道德，保護他人成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核心層的規定性實際上回答了出版業積累文化、傳承文明的主體的基本規定性和普遍規定性。一些老牌出版單位的歷史久遠、豐采依然，一些新銳出版單位的后來居上、影響斐然，就是因為有這樣一批具有“六性”的編輯家或編輯大家。編輯因其供職的專業方向不一樣，對于這“六性”的擁有可以有不同的側重，但一般來說都應該具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