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書的最主要的功能是傳播知識，傳遞思想，內容是書的核心，但作為這些知識和思想的載體——書本身也不該被忽略。”韋力認為，對于書本身的研究是一門很有意義的科學。

　　讓他感到有些失望的是，中國的學界并沒有太多人對書本身的研究感興趣。他給記者說起一個小故事，以前有一位大學老師到外國講學，說起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的時候，很自豪地說，社會主義國家不會有失業問題。這位老師舉例說：“比如大學教師，如果他不能勝任教學的任務，可以調去圖書館工作。”這一番話讓在場的外國人都大吃一驚，因為在外國，圖書館的管理員必須是博學的，他們肩負著指導學生去選書的重任。“這說明了我們在對于書研究方面的缺失。日本一些大學里有‘書志學’這門課程，這就是教大家如何‘研究書’的課程，而中國的大學至今沒有這樣的科目，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韋力藏有古籍8000余部，7萬余冊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寫本200余冊，宋元遞修本和宋元明遞修本近20部、300余冊。明刊本1200余部、一萬余冊。皆按傳統的經、史、子、集排序，再結合年代、版本分類收藏。在天津，他擁有一座三層的藏書樓“西苑書樓”，近百個大書架陳列其中；在北京，他先后購置了總計超過1000平方米的空間，為的是給自己收藏的古籍善本們建立新居。

　　做書只為拯救國粹

　　除了藏書，韋力還做書。他曾經印制過100套《御制道德經》，每10套用一種紙，以三種顏色印刷等，非常考究。

　　他告訴記者，他做書的標準是力求原汁原味——宣紙是自己出錢按照古法制成，印刷也是最古老的雕版印刷。這樣下來，印一套書的成本不菲。很多人想不到，韋力花了這樣的時間精力和資金做書，并不是為了賣書賺錢。

　　韋力說，歷代藏書家都做過一些書，大多數人做書是為了拯救“孤本”，他們仿造這些孤本，以免將來消亡。而韋力做書的最主要目的，卻是為了挽救即將消亡的國粹。

　　“在揚州有一個老先生，是專門從事雕版的，他是現在國家惟一認可的從事雕版印刷術的藝人，但他根本沒有用武之地，他的子女也大多轉向玉石雕刻，因為做那些更能賺錢。”了解到這種情況以后，韋力和這個老先生取得聯系，他拿自己的一些古籍書，去讓老先生和他的子女們仿制，他提供雕版的費用。

　　而對于紙質的要求，韋力也非常苛刻。韋力告訴記者，市面上賣的宣紙，已經是沒有用傳統工藝生產出來的了，因為根據傳統工藝，成紙最少需要兩到三年時間，在高度工業化的今天，沒有人愿意投入這么多時間和成本。“很多廠家的做法，使用化學紙漿和手工紙漿兌在一起，手工紙漿所占比例最多只有一成，化學紙漿每噸幾千元，而手工紙漿每噸要幾萬元，這樣做出的宣紙成本自然低了很多。不過由于化學成分較多，燒壞了紙纖維，保持個幾十年就脆了。反觀中國的宋版書，1000多年下來，仍然不會變質。”為了保持能夠傳統的工藝，韋力專門聯系到一家古紙研究所，用最傳統的工藝印紙，“我每年都會出錢印一批紙來做書。”

　　韋力說，印刷術和造紙術都是中國的四大發明，這樣的傳統工藝如果失傳，是一種極大的悲哀。他希望能夠盡自己的一點努力，盡量不讓這些國粹消亡。

　　韋力告訴記者，現在他已經通過雕版印刷仿印了5套書，此外，還影印了他所收藏的遼刻本的《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疏》。這樣做出來的書很少，對于韋力來說，都是非賣品，他都用來贈送同好。

　　雖然耗資巨大，但做書的過程同樣能夠給韋力帶來滿足和享受，從造紙到雕版到裝訂，他參與了全過程，也更驚嘆于我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現在也有部分出版社出版線裝書，不過韋力對于這種做法并不是特別認同。他認為，這些線裝書除了裝幀是線裝以外，無論從紙質到制版印刷，都沒有遵照傳統工藝，并沒有太大的收藏價值。“比起線裝書來，現代裝訂的書籍更容易閱讀。”他說，這種線裝書既不方便，又沒有收藏價值，沒有必要僅僅“為形式而形式”。

　　線裝書升值悲喜參半

　　在線裝書的收藏界中，韋力以只買不賣而聞名，對此，韋力笑稱自己有著超級的“戀物癖”，擁有了就舍不得出手。但他很反感把他的這個收藏特征提升到“道德”層面上來說事。他表示，買賣收藏品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他從來也沒有反對過藏家賣書。

　　“書從誕生那天起，就是一種商品，商品當然應該體現價值。我不賣書并不是因為我高尚，一是因為我喜歡，二是因為我還沒有研究透。如果有一天，我的經濟出現問題，我需要靠賣舊書而去收購新書的話，我也會毫不猶豫去賣書的。”韋力說，最近幾年他所收到的好書都是在拍賣會上買來的，“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樣只買不賣，那我到什么地方去找到好書呢？”

　　這幾年，古籍線裝書的價格不斷攀升，時常出現拍賣出天價的古書。對于這種漲價，韋力有一種復雜的心理，那就是悲喜參半。

　　“從我個人角度來說，我希望古書不要漲得太快了，否則我都覺得買不起了。”韋力半開玩笑地對記者說。

　　韋力最早收書的價格很低，“文革”以后，他認識一位“抄家資產”退賠辦的工作人員，他了解到那些書退到了哪里，就上門去找人購書。由于不少藏書者的后人沒有藏書的興趣，而且受住房、經濟等限制無法繼續保存古籍書，因此，韋力大部分都能夠得償所愿，以較低的價格買下這些退還的古籍書。這段時間里，韋力收到了大量的古籍書，為自己的書籍收藏數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后來，線裝書價越來越貴，韋力漸漸感到力不從心，為了能夠繼續買書，他毅然下海做起了生意。初次經商的韋力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收入一下子是過去的上百倍，于是，韋力每年花在買書上面的資金也達到數百萬元。而這兩年，古籍書價更是飆升，即便是韋力這樣的經濟實力，也開始感嘆買不起書了：“兩年前一套三四十萬元的線裝書，現在能夠拍賣出一百三四十萬元的價格，我每年花在購書上面的錢還是那么多，能夠買到的東西卻越來越少了。”

　　雖然因為個人原因而抱怨書價太高，韋力還是認為，書價上漲是一件好事。他說，這是一種價值回歸的體現。“現在古代字畫和瓷器在拍賣會上價錢遠遠高于古書，其實在這些東西剛剛制造出來的時候，書籍是最貴的，加上書籍很難保存，不可能像其他文物那樣從地下挖出來，實際上這些書都是一代代藏書家保存下來的，價錢當然應該貴一些。”

　　韋力表示，古籍書價錢提高以后，一些珍貴的古籍書開始出現在市場，這對于藏書家來說，是個好消息。“過去很少能夠見到好書，古籍書大幅度漲價以后，有一些好書出現在拍賣會上，即便買不起，能夠看到這個版本也是好的。”他認為，漲價還能夠起到保護古籍書的作用，不論是投資還是收藏，購買了天價書的人肯定會小心翼翼地保存和保護。
　　
　　“此外，古籍書漲價也體現出人們對傳統文化的重視。”韋力說。

　　或許由于大量收藏古籍線裝書的緣故，韋力的名片是繁體豎排，以線裝書的模式來印制的。他說，他是一個傳統的人，對于國粹的東西都很感興趣，而線裝書就是一種國粹，是中華民族應該引以為傲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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