嘩眾取寵，李很少用這個詞點評過往的自己。

　　1972年，8歲的李國慶上小學一年級。白天，父親母親被批斗；到了晚上，父親母親在學習班上課。大雜院里剩下一群生活沒有著落的孩子。一天，李國慶二姐不小心將針別在了領袖的畫像上。少年李國慶發現后，跑到管片兒派出所，告發了姐姐。片警莫名其妙，他卻說道：“她這落后思想必須批判。” “這段可別寫。”李要求。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人情凋敝，已身不由己。

　　少年李國慶并非冷血沒有同情心。70年代的北京大雜院，每家每戶都有要去下鄉插隊的叔叔阿姨。他們每年只能回來一次，走時家里抱頭痛哭。上小學二年級的李對媽媽說，我以后要當市長，讓他們全都回來。李媽媽以為這是一句傻話，不曾想，李真的認為他能改變別人的命運。他幫助后進生，給他們講課、跟他們一起做作業。“哎，有的也沒幫成，槍斃了。”他沮喪地說。

　　李在家里排行老，是老幺，上面有四個姐姐一個哥哥。大一歲半的兄長在外面跟別人打架，李國慶看到，從來不向著哥哥。每每這樣，李媽媽把他叫到一個房間，門關起來，指著少年李國慶說：“跟你爸一樣傻。”

　　家人縱容之下，“干傻事、冒傻氣”成了李國慶經常性行為。許多人告誡他“摟著點兒”，李聽這話聽得耳朵里長滿了厚厚的繭子。可，一點兒沒變。他認為這么做才是真正的模范。看吧，家里滿墻的獎狀就是力證。用他現在的話說，這是程序正義、結果正義。

　　1981年，“零缺點”、“三好學生”李國慶從北京經緯路中學初中畢業，考入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忘記交待一個細節，自小李國慶的顴骨一邊高一邊低，臉歪。這也是他獲得李家更多的包容、原諒，甚至溺愛的重要原因。

　　據北師大二附中校長辦公室一位年紀大的老師回憶，她第一次見到李國慶時，心說，喲，這孩子……不過，學校沒有因為這個歧視他。青春期里，李國慶有些自卑，更多的是反叛。他要脫穎而出。“我喜歡上羅曼。羅蘭、約翰。克里斯朵夫，開始對一些主流價值觀不認同。”他說道。高二時，能言善辯的李國慶成為學生會主席。

　　李國慶并不是北師大的子弟生。“我覺得他們(子弟生)特別的獨立、自我。”李回憶。當時，清史專家龔書鐸的兒子和李國慶一個年級。有一年，他的兒子歷史考了19分。“他物理化學極其優秀。”李回憶，“我們覺得特不可思議，清史專家的兒子啊，可人家覺得挺好。”

　　李國慶學著找“自我”。那時候，全校師生都對學校食堂頗有意見。李國慶帶頭，組織全校學生罷飯，跟負責食堂的副校長對話。“他那一屆最突出，許多老師都跟著一起反對難吃的大鍋飯，都提意見。”上述老師回憶。

　　為此，李國慶寫了人生第一份檢查，書面不行，還在全校廣播。也因為這個，曾獲“北京市新長征青年突擊手”的李并沒有在高中時入黨。

　　1983年，高三的李國慶還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口才好，邏輯強，當律師？后來，他看到，北京大學新開了社會學系。“社會學，就是改造社會。”李毫不猶豫地報了這個有野心的專業。結果，如愿以償。

　　“新生報到那天，大部分北京的考生都知道有個李國慶，尤其是師大一附中，師大二附中，師大系統的更熟。他是那種跟誰都不見外的人，跟誰都能搭上訕。”李國慶的大學同學，尊寶音響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小冬說。

　　表面上，李國慶十分沉醉于大學時代。事實是，這是他糾結人生的開始。

　　那時的李國慶更加喜歡、擅長挑戰權威。“一上學，我們對中文課很有意見。怎么跟我們高中講的一樣啊。”李國慶跟北大一位系領導抱怨，“她說，把這課取消了啊。她還說，這點事還不容易啊。先找系主任開會、再罷課。你們三次不上課，他就得把這課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