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蔚華看來，其中關鍵的原因為，嚴格的專業分工和行政性的壟斷，條條框框的分割。

　　“中國出版業產業集中度低，資源無法形成有效整合；不同的媒體之間存在分割，我們的集團很少有綜合性的集團，都是出版集團、發行集團、廣電集團、報刊集團，還有印刷集團，完全無法形成有效整合。”據本報記者了解，北京出版集團曾想與北京電視臺、北京日報社等傳媒集團共組大型綜合傳媒巨鱷，但因種種原因，終告作罷。

　　同時，企業激勵和約束機制的缺失，也成為制約傳統出版轉型的重要原因。“包括我們傳統出版業最優秀的出版社，也無法吸引最優秀的人才了，現在出版業的人才流失非常嚴重，據我所知，很多出版業的人才都離開了出版業，到其他行業去了。”周蔚華舉例說明，從盛大2010年的報表來看，其利潤為20多個億，而國內最大的出版社高教社的利潤去年還不到2個億。外國以及民營企業中常用的股權、期權等吸引和留住管理者以及其他優秀人才的資本手段，在傳統出版業也很難實現。

　　此外，優質內容資源的缺失，使中國的數字出版無法形成較為成熟的盈利模式；而現代版權保護觀念的缺失，網絡的侵權盜版，已經導致網絡上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資本是現代經濟運行的杠桿，而目前在國內，資本和數字出版結合方面缺乏有效機制，使得數字出版缺乏強有力的資金支持，大多數出版單位對數字出版的投入較低。

　　“過去我們一談資本，出版社就說，我們為什么要上市，我們不缺資金。傳統的出版運作確實不缺資金，因為作為文化產業，無需機器、廠房，出版業的固定資產投入是比較低的，但是在數字出版條件下，不僅要強調內容密集，還要強調資金密集和人才密集。過去的那點資金對數字出版來說，是遠遠不夠的。沒有資本的介入，就無法形成信息的整合，無法形成海量的信息。”周蔚華說。

　　而制約我國傳統出版單位轉型數字出版的原因，在某種意義上都和沒有發揮資本的力量密切相關。產業集中度低，使得通過資本進行整合的成本過高，現有企業沒有足夠的資金進行企業間的兼并與收購，無法發揮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作用。而西方的出版業，是通過不斷的兼并收購發展起來的。比如，全球科技出版的執牛耳者勵德·愛思唯爾集團的主要業務集中在科技、醫藥、法律、展會和專業出版等領域，威科集團為醫療健康專家、律師和財務人士提供專業的信息服務，盡管威科的年銷售額已達30多億歐元，仍無法阻擋愛思唯爾對其的覬覦之心，只是苦于資金問題而沒有付諸實現。產品的分割則限制了資本的投入和擴張，出版企業即使募集到錢，也找不到投資的出路。

　　所以，目前來看，傳統出版的商業模式和運營模式沒有資本發揮作用的空間。以期刊為例，目前國內近萬家期刊分散在四千六百多家單位里，平均下來，每個單位不到兩個期刊，而“像培生、麥格勞希爾、約翰威利，一個出版集團有上千種雜志，形成了有效資源的整合”。

　　同時，數字化產品的版權購買需要巨額資金，傳統出版單位單靠自身的力量無力進行這種巨量的投入，如培生、麥格勞希爾的定制服務，“在中國不可能。因為中國的教材版權是整體的，第一權利人是作者，出版社沒有資金把版權完全買斷，而國外把版權完全買斷了，就可以通過各種組合，進行定制的銷售” 。

　　由此，周蔚華的呼吁是，在宏觀管理層面，“打破媒體界限，實現出版資源融合；變革主管主辦制度，強化出版人或投資者責任；打破行政壟斷，創造公平競爭環境”，在微觀運行機制，“實行現代企業制度，重塑市場競爭主體；運用資本力量來對管理者和骨干人才進行激勵和約束；運用資本力量進行企業間的兼并、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

　　每次參加國際書展回來，周蔚華都備感沉重。“再不迎頭趕上世界數字出版發展的洪流，我們就會進一步拉大與西方國家在數字出版發展方面的距離。”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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