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伊藤隆壽在《肇論集解令模鈔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解題中提及“肇解”現存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的一部宋刻殘本與羅振玉《宸翰樓叢書》刻本（頁二二）。其實在這兩個本子之外，羅振玉刻本的底本尚在人間，保存在遼寧圖書館，著錄為明刻本；國家圖書館和南京圖書館還各藏有一本，均著錄為明刻本。

　　有足夠相關版本，比對疑難版本就具備了起碼條件。對勘結果是，靈武“肇解”殘葉與遼圖、國圖藏明刻本，三者為同一版本。南圖所藏為另一版本。國圖藏宋刻本與這幾個本子不屬于一個版本系統。

　　遼圖、國圖所藏明刻本，也沒有有關版本的直接文字信息，但書完整，版面大，字多，可供仔細觀察字體、版式、紙張特點，與各個時期的版刻特點比較，判斷所屬年代。其字體帶有趙體風格，版式為四周雙邊、大黑口，均具明中期刻書特點；在殘葉第1行缺損的地方，原有一個不避宋諱的“玄”字，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宋版可能；根據這些特征，參以紙質紙色，應可判斷此本為明中期所刻。《釋錄》在無法比對的情況下，抓住字體特點作出認定，背后是版本學家的專業素養和判斷能力。

　　除了版本鑒定，版本學的另一個用途是研究版本源流，理清各版本之間的關系。在這方面，考證的用武之地更大，因為刻書序跋、牌記等文字內容，往往會交待版本的來龍去脈。但多數古書缺少此類內容，要搞清版本關系，仍須借助直接觀察。

　　羅振玉所刻“肇解”，其實也是一個介紹版本知識的好樣本。為此書寫字、雕版的，是湖北黃岡人陶子麟。他是當時著名的刻工，刻書字體精美，自成風格。這部“肇解”用的就是“陶體字”，熟悉近代版本史的人，據此一點即可判斷書為陶氏承刻，時間在清末民初，地點在其書鋪所在地武昌。在此基礎上，根據散見于《宸翰樓叢書》中的文字資料，可考訂出此書更準確的版本情況。

　　此書屬于所謂“影刻”，即照底本原樣描模刻成。其描畫出的書葉破損情形、各處藏書印記，都與遼圖藏本相符，說明后者即其底本。此本字體對原書并不忠實，但從一些細節上，仍可看出對原本的繼承。以殘葉上的字為例，第三行和第七行的兩個“寂”，兩本均為異體；第四行的“已”，均向左側傾斜。根據這些細節，即使遼圖藏本滅失，研究者也可大致推測出靈武殘葉與羅刻本之間有比較直接的聯系。

　　羅刻本序言題下刻“宋本”小印，故被稱為影宋本。現在它的底本已影印入《續修四庫全書》，并無此印，印應是羅振玉在刻書時加上的。遼圖、國圖及后來幾次國家級古籍鑒定編目均將此本定為明刻，宋本云云，只是前人的誤認而已。

　　南圖藏“肇解”與遼圖、國圖藏本的關系，也可通過版面比對來研究。南圖本半頁十行，比國圖本多出一行，字體屬于印刷體而非手寫體，四周單邊，白口單魚尾。從字體到版式，兩本處處不同。但細心觀察，則會發現它們的共同之處。如上述異體“寂”字，兩本一致；再如第七行“隱”字，右上部少一筆，兩本也一致；殘葉之外，卷下《會異第十一》“然則我即無為，無為即我；無為豈異，異自我耳”，上下“我”字均為正體，中間“我”字為異體（左半部寫法如“禾”字），兩本仍然一致。此類情況甚多，說明南圖本也在翻刻遼圖、國圖本，但重新設計了字體、版式，觀其風格約在明嘉靖、萬歷之間。明僧憨山德清的年譜記萬歷二年（1574）河東陳姓太守曾刻《肇論中吳集解》，由他校閱（《憨山老人夢游集》卷三十九，《續修四庫全書》第1378冊影印清順治十七年刻本，頁三二四），不知是否即為此本。　

　　可見，雕版印書即使殘損得只剩一張紙片，只要上面有字，就可提供鑒定、研究版本的信息。運用眼力觀察、對比，是版本鑒定的首要方法。

　　這一方法，其實質是把版面上的文字和版式作為圖形來研究，尋找特征與其他本子對比，判斷它們的同異：找出完全相同的地方，確認同一版本；排除似是而非的地方，區別相似版本；在不同版本之間尋找共同點，研究傳承關系。這些鑒定工作并不復雜，只求細心，也有一些技巧，如尋找斷版、缺筆等。

　　夸張點說，只要擁有可資比較的本子，版本比對與玩報紙副刊上的“找不同”游戲并無本質不同。如果要鑒定的書是孤本，或一時沒有他本可參，就不得不“觀風望氣”，根據字體、版式、紙張特征作初步推測了。此時觀望的仍是版面文字圖形特征，基本方法還是比對，只不過比較對象由同一種書變為同時期、同類型的其他書，參照物或為實物，或為圖片，或為映記在心中的圖形印象。這需要有經驗積累，也是版本鑒定的難點所在，但是，在生活中有誰不能記住熟人的音容笑貌呢？版本學家觀書，“吾猶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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