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編譯出版社數字出版部主任岑紅告訴記者，此前，該社曾在某電子書平臺上發現42本未獲得出版社授權的電子書，經查證系中文在線進行了轉授權，而合同中只規定了限價權，也就是說除了尚可以對電子書的價格提出異議，中央編譯出版社對于數字版權的“去向”及收益都無從知曉。

    岑紅坦言，對于中央編譯出版社這樣的單體出版社而言，轉授權是“四兩撥千斤”的做法。“單體出版社自主運營的能力較弱，我們也希望通過強大的內容集成商或中間商實現一次授權、多次發布，但問題是一旦轉了授權，一切就跟出版社沒關系了。”岑紅表示，由于不透明，出版社“很被動”，轉授權后往往就失去了對電子書的控制權，“我們的資源天下皆是，而每年從中間商手里拿到的錢也就4位數的量級。”

    除了收益，令岑紅更為擔心的是，出版社授權時提供的有些是排版文件，如今看來存在著巨大的隱患。“有些內容集成商轉授權出去交付的也是排版文件。授權時出版社對合作伙伴作了嚴格考察，而集成商轉授權，不但未經出版社考察，甚至不會告知出版社。如果哪個平臺、哪個環節不負責任，這些排版文件流傳出去就會出現很多問題，到時候盜版也成了‘正版’，而出版社根本沒有辦法。”岑紅表示，對不負責任的平臺和中間商今后將不再授權，但現在除了“不再續約”外，出版社并沒有更好的方案可以結束電子書轉授權的混亂局面。

    作家出版社副總編輯、中作華文數字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方向記者表示，即便是很明顯的侵權盜版，出版社也很難進行訴訟，更何況錯綜復雜的轉授權。“要告誰侵權首先要證明對方不當得利，而實際操作中內容供應商是很難知道這個數字的。”

    更為現實的是，目前出版社與各個渠道、平臺的合作并不僅僅限于電子書，紙書的比重要更大，“數字出版維權了，紙書怎么辦？”在中信出版社數字傳媒經理初叢達看來，在數字版權的問題上細究起來漏洞很多，誰也不敢說自己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數字出版平臺立足的根本是海量資源，在與出版社談判無果或拿不到版權的情況下，自然會通過其他渠道尋求版權，而每個環節的轉授權方是否擁有相應權利實難證明，這就造成了“一女多嫁、母不知”的情況，而出版社想要維權也無從下手。

    亂象叢生誰是始作俑者

    目前經常使用的“數字版權”、“電子版權”、“網絡版權”、“多媒體版權”等都是非法律語言。嚴格上來講，業界對數字版權的約定并不明確，且出版社在與技術服務商、平臺商簽約時，大都沒有明確具體的權利種類、使用條件與結算條件以及日后收益的保障等。

    有人埋怨平臺商，認為平臺商應盡版權審查之義務，對授權方是否具有版權相關權利進行審核；也有很多人為平臺商喊冤，認為出版社“埋怨錯了”，電子書授權狀況錯綜復雜，平臺商很難一一追溯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