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出色的出版人，必定是社會潮流的引導者乃至推動者。

　　文化發展中的“走出去”與“引進來”

　　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優秀文化，接受或不接受一種文化，與是否認同其核心價值直接相關。麥當勞文化是一種典型的美國文化，迪斯尼文化體現的是美國精神，好萊塢帶著咄咄逼人的文化擴張，大聲吆喝著在中國市場大賺其錢。在形式的接受背后，是價值認同上的接受。美國價值觀正是通過好萊塢大片、網絡動漫以及商業化運作的暢銷書等多種形式傳播并輻射全球的。前些年一度出現的“哈韓”現象亦是由于韓國影視作品的蜂擁而入引發的。韓劇中浪漫的愛情、傳統的倫理、唯美的場景，讓大量的中國青年男女以至中老年家庭婦女為之傾倒，韓國形象也在中國民間大幅度提升。隨之，韓國產品大量涌入，韓國旅游持續升溫。韓國人真是聰明，從文化入手，通過影視文化商品展示韓國充滿活力的文明國家形象，從而提高韓國企業的品牌價值，將“韓流”效應由文化產業擴散到整個產業部門，并把經濟這塊蛋糕做大做強。與此相似的是日本影視、動漫、卡通圖書。當年櫻桃小丸子的形象是多么地受到小朋友的喜愛。大量日本卡通、漫畫書的引進，對我國青少年一代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筆者不敢妄言。

　　有人說，中國電影已經進入了西方的主流院線，中國電影也開始頻頻在國際上獲獎。可那些獲獎作品國內的老百姓似乎并不認可，它們大多是專門沖著評獎而打造，專門投外國評委喜好，且離中華文化精髓相去甚遠的平庸之作。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經典傳統故事《花木蘭》被迪斯尼改編成動畫片后，除了視覺形象的東方元素符號之外，花木蘭骨子里變成了典型的西方女子。好萊塢用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念來演繹我們傳統的民族題材，并運用嫻熟的商業手段出口到中國來賺錢。不是西方在理解和接近我們，而是我們更理解和接納了西方。在很多西方人眼里，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僅僅是孔子、故宮、長城、唐裝、大紅燈籠以及中國功夫等特定的表象符號，只要文化背景稍稍復雜一些，西方人就難以理解、認同，甚至反感。

　　近些年，我們聊以自慰的是，“漢語熱”在全球方興未艾。據報載，目前全世界有一百多個國家、三千多所高校開設了漢語課程;外國人學習漢語的人數超過了四千萬，漢語水平考試(HSK)異常火爆;全球已有孔子學院近三百所……數字帶給我們驚喜，漢語教學有了一定的國際市場，民族語言開始承載出版人的夢想，新聞出版總署正在大力推廣的圖書“走出去”戰略，已經初顯成效。中國出版與國外出版界的交流與合作，與國際知名出版企業的戰略聯盟、聯合開發，擴大了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

　　但是，我們必須正視一個現實，當我國經濟強勢崛起、硬實力舉世矚目之時，以文化產品出口為標志的軟實力，卻遠遠不能與之相稱。文化產品的出口，是衡量一個國家文化吸引力和國際競爭力最直觀的指標。由文化產業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亦是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趨勢，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文化產品進出口貿易逆差明顯，版權輸出和引進的比例失衡。中國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任務依然任重而道遠。如何更加主動地“借船出海”，有針對性地打造更多符合國際文化市場需求的出版物產品，開拓大出版、大文化、大產業“走出去”格局，進一步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傳播力、競爭力，是出版人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商業化文化與文化商業化

　　商業化對于文化的提升作用是明顯的，但商業化也容易導致文化的低俗化。

　　商業化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勢必導致文化產品生產者追求受眾群的最大化，文化產品圍繞著消費需求展開，獲得最高的收視率、最高的發行量、最高的點擊率、最高的市場占有量，便成了目的。商業性大眾文化的傳播一方面大大滿足了個體意識越來越強烈的現代人休閑娛樂的訴求，一方面又使文化的商業價值得到飆升，為投資商贏得滾滾財源。前幾年“超女”文化創造的巨大財富效應，即是文化商業化的一個奇跡。據報載，“超女”對社會經濟的總貢獻至少達幾十億元，“超女”品牌的商業價值超過二十億元。雖然“超女”見證了商業文化通過電視等現代媒體的登臺亮相，然而圍繞“超女”引發的爭議，至今都沒有停止。平凡的鄰家少女一夜之間登上了國際知名雜志封面，進入千萬人的生活，為插上夢想翅膀的年輕人呈現了多么誘人的前景。然而，文化商業化帶來的隱憂不容忽視，文化的進步靠錢是堆砌不了的，表象的繁榮背后是文化生態的沙漠化。“超女”現象的影響之深、范圍之廣，從娛樂圈輻射到讀書界，隨之而起的是“粉絲閱讀時代”的來臨。像韓寒、郭敬明等青春偶像擁有大量“粉絲”自不必說，即使像易中天、于丹、錢文忠等“百家講壇”派當紅學者亦無不擁有大量“粉絲”。“粉絲”多自然拉動圖書的銷售，高人氣帶來的高銷售讓出版社和作者都樂此不疲。在今天這樣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幾乎所有的行業、產業都被經濟利益所裹挾，出版業自然也不例外。一切以利潤判高下，導致格調低俗、跟風出版等現象層出不窮。作為一名出版從業者，我常常感到困惑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出版工作中強調要弘揚主旋律，可我們的主流文化對青少年明顯缺乏吸引力，我們的主旋律圖書往往受到市場冷落，不得不依靠政府補貼而勉強做到保本不賠。在出版轉企改制之后，在全社會市場導向劇增之時，在生存競爭的經濟壓力之下，出版人如何權衡處理好“義”與“利”的關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