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條渠道尋找當年原書
　　
　　《文庫》第一輯中既有瞿秋白、李達、黃炎培、費孝通、千家駒、薛暮橋、翦伯贊、艾思奇、茅盾、臧克家等先賢的早期作品，也有梅益翻譯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郭沫若的《蘇聯五十天》、周立波的《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和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其中，尋找1938年“復社”出版的《西行漫記》的經歷還有個小故事。
　　
　　朱利國說，《文庫》第一輯100種原書來源于三聯圖書館、人民出版社資料室、三聯書店內部征集和網上購買四個渠道。“復社”出版的《西行漫記》，就是三聯書店員工唐思東的貢獻。
　　
　　唐思東特為此事寫的文章中描述：這本70余年前出版的《西行漫記》，環襯正面有斯諾用中文書寫的書名，環襯的背面有斯諾用毛筆抄錄的毛澤東詩《長征》的第一句：“紅軍不怕遠征難”。《西行漫記》讓父親（唐成儀）第一次直觀、形象地認識了中國共產黨、工農紅軍以及他的領導人，了解了共產黨的基本政策、策略和對時局的主張，最終下定了去延安的決心并馬上付諸實施，為此中斷了學業，離開在上海相對穩定還算不錯的生活，由此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據朱利國介紹，“復社”出版的《西行漫記》非常珍貴，它是三聯書店創始人之一胡愈之在特殊年代距英文版發行不到4個月的時間里出版的中文全譯本。當時許多青年以及東南亞華僑就是看了《西行漫記》后毅然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
　　
　　讓其余99種圖書像“復社”出版的《西行漫記》一樣再現當初意義，正是《文庫》的價值所在。朱利國說。
　　
　　讓《文庫》成為“鎮店”之寶
　　
　　3月8日，尚在運作中的《文庫》第一輯被當當網包銷3000套，這令三聯人更加信心倍增。
　　
　　樊希安認為，《文庫》第一輯的出版意義有四方面。其一，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與現實性。在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的年代，三聯書店出版了《津浦北線血戰記》、《抗戰前途與游擊戰爭》、《晉察冀邊區印象記》等直面現實、喚醒民眾的圖書，也出版了《馬克思傳》、《〈資本論〉通信集》、《韜奮文錄》、《西行漫記》、《大眾哲學》等傳播馬列主義、宣傳革命思想的著作，這些圖書在今天仍然有其可貴的歷史借鑒價值。其二，學術上具有開創性，思想上具有啟蒙意義。《朱元璋傳》、《中國文字的演變》、《簡明中國通史》、《中國古代社會史》等中國學者在新的學術思潮與方法影響下研究中國實際問題的學術著作，都是在該學科領域影響深遠，甚至稱得上開山之作的作品。而像《三民主義讀本》、《中國經濟原論》、《中國憲政論》等著作，則起到了對大眾的啟迪與教育作用。其三，具有珍貴的文獻與史料價值。《文庫》第一輯收入的一些作品，或為作者對自身親身經歷的真實記載，或為對當時周邊世界特別是國內現實的真實反映，如《西行漫記》、《中國的一日》、《辛亥革命與袁世凱》、《蘇聯五十天》等，都是彌足珍貴的歷史文獻。其四，具有版本價值。此次選入《文庫》第一輯的圖書，在盡可能保持原書原貌的前提下重新推出，這給研究者和藏書愛好者提供了便利。
　　
　　樊希安說，基于這樣的認識，《文庫》被列為全社重點出版工程。成立編委會加強領導，成立專題項目部具體落實出版任務，總編室、出版部等部門全力配合。目的就是將它做成經得住時間考驗的傳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