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說長壽命經》是版印還是寫本。大理國時期《佛說長壽命經》是否為版印佛經及其相關問題，也能證實大理國肯定已有版印技術的存在。《佛說長壽命經》是1956年大理鳳儀鎮北湯天董氏宗祠中發現的大理國經卷之一，現存云南省博物館。張秀民先生將此經卷定為大理國時期的木刻版印本（參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曉岑先生認為是“誤定，該經卷應為寫經”（參見李曉岑：《白族的科學與文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但文中既未說明“誤定”的原因，也不曾說“應為寫經”的根據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佛說長壽命經》為大理國時期的版印經卷，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佛說長壽命經》（以下簡稱《長壽經》）的文字風格及其結構。細觀《長壽經》的文字，很明顯是由前后截然不同的兩部分組成。前半部分為《長壽經》原文，后半部分為敬奉佛經者書寫的發愿文。因為發愿文的篇幅較短，但內容及書寫格式卻很重要。故將其全文照錄于后（文中的標點為引者所加）：

　　“謹具奉佛：祈祥弟子董圓通鼎、助道春姐資為幼男延壽、郁女妙清、堂親董金剛梁、私下奴成及牛馬六畜等。伏愿紫云蔭下，四百四病而不侵；智炬光中，三毒三災而除凈。祛疾病于他方，求祿命以延長。追為慈妣亡人王氏金鳴貴、故姐董氏藥師羌等魂神往凈邦，識歸樂土，情與無情，共成佛道。”

　　如果我們再詳細觀察《長壽經》的紙張結構、文字風格及布局格式等特征，同樣表現出前后兩種完全不同的情況：前半部分佛經原文用細密的淡黃蠟紙，文字規整，筆畫均勻，剛勁有力，無錯訛涂改，行距筆直，滿行無一例外地均為17字，上下端皆有整齊的邊框線；后半部分發愿文則為粗疏的灰白棉紙，書寫隨意，筆畫不勻。且墨書中夾有朱文，行距不端正，滿行字不等，文字上下端無邊框線。很顯然，《長壽經》的前后兩部分并非同一時間、同一筆者書寫而成，而且兩者之間的粘接痕跡也清晰可見。鑒于上述現象，我的初步判斷是：《長壽經》的前半部分經文為刻本版印而成，后半部分的發愿文則為手寫體。之所以出現上述情況，我的看法是，因佛教為大理國時期的國教，信仰者及禮佛、奉佛者甚多，上自國王下到一般平民大抵皆如此。因為社會上佛事活動頻繁，對佛經的需求量也大，然而奉佛和發愿者不可能人人都有條件為佛祖“敬刊”和“敬造”一卷或一冊佛經，于是善男信女們只能從市場上購買一卷現成的版印佛經（根據不同用途購買不同類型的佛經），然后在卷尾另粘接一紙書寫發愿文，既省事、又省錢，同樣能體現向佛祖“敬刊”或“敬奉”佛經的許愿，達到“祛疾病于他方，求祿命以延長”的目的，而且各個方面也都能說得過去。

　　大理國時期寫本佛經和刻本佛經的明顯差異。大理國寫本和版印佛經是有明顯區別的，一般不容易混淆。如鳳儀鎮北湯天董氏宗祠發現的寫本佛經《通用啟請儀軌》一卷，其卷尾題記為：“爰有佛弟子持明沙門釋照明俗諱楊義隆，為幼男楊隆俊為己人為敬寫諸佛、菩薩、金剛等啟請業一百張一卷……時保天八年歲御丙辰九月十五日謹記。”并鈐有“大理國印”，現藏云南省圖書館【按：“保天”為大理國16代王段正嚴（亦名段和譽）紀年，八年當宋高宗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又如20世紀40年代，吳乾就先生在大理下關發現一卷趙泰升于大理國時期寫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尾題記為“大理國灌頂大阿左梨趙泰升敬造大般若經一部……時天開十九年癸未歲中秋望日大師段清奇識”，背面鈐有“皇帝圣德豐載玄珠”及“灌頂阿左梨釋智生為法界有情等敬造”印，現藏云南省博物館【按：“天開”為大理國19代王段智祥紀年，十九年當宋寧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通過大理國時期《通用啟請儀軌》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兩部寫本經卷，與版印《佛說長壽命經》的對比研究，兩者之間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寫本佛經的行距不規整，滿行字數不固定，字體字形不規范，行書、草書、楷書混用，筆畫粗細不均勻，尤其是多處錯漏字處有填補、涂改、朱筆旁批及圈點符號較多，大大影響了佛經表面的整潔與美觀。這些同一時期寫本佛經的特點，在大理國時期的《佛說長壽命經》及《大方廣佛華嚴經》等刻本經卷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大理國與元代刻本佛經的比較。大理國時期，云南已有數量較多的版印佛經發現，這從鳳儀北湯天董氏宗祠和大理佛圖寺塔出土的佛經中已得到證實。如佛圖寺塔出土的一卷《大方廣佛華嚴經》，紙本，卷軸裝，楷書，上下端均有邊框線。長630厘米，寬30厘米。現存大理市博物館。此卷佛經行距端直、均勻，滿行17字（與前述《佛說長壽命經》同），字跡清晰，字體統一，無一涂改，更無錯漏填補及旁批圈點。因系殘卷，故未見紀年題記。但從其版式、字跡、紙張及行文等特征看，無疑是大理國時期的刻本佛經。又如與大理國刻本佛經同出于佛圖寺塔的一冊元代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同名《大方廣佛華嚴經》的刻本佛經，紙本，經折裝，楷書，上下端均有邊框線。每開寬10厘米，高30厘米，現存大理市博物館。卷首有綿紙裝裱的“童子拜觀音圖”，前五開繪“南無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會圖”，卷尾題記為“蒼山僧人趙慶刊造”。經文每開6行，滿行17字，行距均勻、端直，字跡整潔、清晰。說明元代云南版印技術雖較大理國時期又有所提高（如圖文并茂等），但從其紙質、版式、字跡、滿行字數及版面清潔度看，仍然是一脈相承的。

　　云南版印技術的發展歷程及特征

　　我們在探討云南古代版印技術的起源、演變、成熟的發展歷程中，以及云南古代民族對華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貢獻研究中，的確是有過許多深刻感受的，概括起來說，主要有以下幾點：

　　南詔大理國時期，云南少數民族在制作當地盛行的模印梵、漢文磚瓦，以及雕刻業火葬墓梵文經咒碑幢的過程中，無意中為我國版印技術的發明奠定了萌發的基礎，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毫不夸飾地說，云南古代民族是我國印刷術起源的奠基者，他們對華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貢獻是永遠值得贊譽和載入史冊的。

　　前述《全唐文》載唐文宗太和九年馮宿奏禁劍南兩川民間日歷一事，很可能是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所管轄的巂州及姚州等地少數民族所為。也就是唐德宗貞元十年唐蒙關系重歸于好后，劍南西川節度使署新設的“云南安撫使”領地。因版印技術在當地民間流行已久，官方在少數民族地區又不便采取過激的、帶有強制性的禁令。因此，我頗懷疑嶲州和姚州所屬州縣的百姓不僅是私印日歷、從中牟利的積極參與者，也是這一違法活動的“乖敬授之道”者。因為在此禁令下達之前的近百年間，他們早已熟練地掌握了刻字模（甚至反刻字模）及版印等技術，只是當時的印刷品不是日歷，而是建筑材料磚瓦上的梵、漢文字。

　　云南古代的版印業，大致形成于南詔晚期（最早不超過中期）至大理國初期，至大理國中期已相當盛興。在此之前，當地雖有版印術，但大都模印在有字磚瓦的泥坯上。印模都是木制的，根據字數的多少，印模的大小亦有區別。大多數印模為反刻正印，印文看起來很順眼；也有少量為正刻反印，印出的文字很別扭，有損美觀。從南詔至大理國初，由于云南佛教逐漸盛興，許多佛塔與寺廟建筑上均需大量印有梵、漢文字及佛教圖畫的有字磚瓦；加之當時民間火葬流行，許多火葬墓上的碑幢亦多梵、漢文經咒及佛教造像。因主持建造者及工匠們不懂梵文，于是在當時市場上便出現許多梵文樣本的紙質印刷品（類似元明時期彝族畢摩版印的“甲馬”之類），以便阿叱叻僧及工匠參照使用。后來隨著版印技術的不斷提高，云南民間也開始整卷、整冊地版印佛經。同樣隨著版印技術的不斷成熟，寫本經卷則逐漸減少，至元明以來更難見到。有清一代，寫本經卷在民間已基本上絕跡了。

　　在大理佛圖寺塔和風儀北湯天董氏宗祠發現的大理佛經中，既有大理國時期版印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也有元代中、晚期版印的同名佛經。因時代相距較遠，兩者的版印風格自然會有一定差異（但上下端均有邊框線，滿行均為17字等基本格式仍然相同）。有的研究者往往利用這些非本質的差異，即以元代的版印佛經，用來否定大理國版印經卷的存在，這顯然是不太恰當的。正如我們不能用20世紀80年代產的解放牌汽車，否定50年初解放牌汽車的存在一樣。更何況，大理國中期至元代晚期已有200余年的歷史了，版印技術的風格、款式還能一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