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二者有聯系也有區別，新聞關注的是事件的本身，而出版是對新聞進一步的延伸。這種延伸包括分析事件原因、解決問題的辦法，等等。這也是出版人應該承擔的責任。”孫獻濤說。

　　光明日報出版社成立于1981年，是當時中國第一家由新聞單位主辦的出版社。該社社長朱慶博士對出版社的定位表述很清晰：“光明日報使命和品牌在出版領域的延伸”；孫獻濤將這一理念靈活地應用到了出版實踐當中。

　　做自己熟悉的領域

　　多年的新聞媒體的從業經歷，讓孫獻濤練就了透過表象探究事物本質的分析能力，置身新聞潮頭讓他具有了更廣闊的視野。

　　孫獻濤介紹說，目前光明日報出版社已經在三個領域有所作為：“第一是學術出版領域，這是我們社的重要領域，要長期緊抓不放。本社與教育部的高校社科中心簽訂了長年的戰略合作協議，將地方高校杰出青年學者的學術論文結集出版。這類出版可能不能帶來太大經濟收益，但能夠進一步打造光明社學術出版的品牌。”

　　“學生課外閱讀是光明日報出版社主攻的第二大方向，但學生讀物我們并不僅限于教參、教輔書籍。我們力爭的是多出有營養、有質量的課外讀物，比如朱慶發起創制的‘六角叢書’，就被中宣部點名表揚，這套書我們每年發行量達數千萬冊。著力打造高質量的學生課外讀物，同樣符合光明社的進展方向和定位，這是我們既保持光明日報出版社的學術論述優勢，又結合市場需要而做出的有益探索。”

　　“第三大方面是暢銷書領域。為了緊跟市場需求，光明日報出版社分出了部分精力投入到一些有特點的暢銷書出版中，目前主要集中于嚴肅的文史類讀物。”孫獻濤介紹說：“這類圖書給我們帶來了很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雖然光明日報出版社有著優秀的傳統，也在新領域做出了很多大膽的嘗試，但是孫獻濤認為，他們的定位仍然不夠清晰。他說：“其他很多出版社都在做這些，市場競爭激烈，如何在出版市場立足和發展是我們長期思考的課題。”

　　孫獻濤認為，信息時代下，人人都是知識分子。即使有些人不喜歡看書，但是他們也會從各種渠道獲取知識，比如網絡。因此，大家想要了解什么，通過網絡、媒體等免費的方式就可以獲取，誰還愿意花錢買書看。“這是我們出版人做書面臨的挑戰。”孫獻濤頓了頓，說道：“在自己熟悉的領域，只有比別人好一點，我們才會有更好的發展。”孫獻濤結合自己作為圖書策劃人的具體工作闡述這一觀點時說：“我是學習和研究歷史出身，而明史恰是我熟悉的領域，在這樣的背景下我策劃出版了《南明史》。”

　　《南明史》是明史專家顧誠的遺著，作為顧誠的學生，一次偶然的機會，孫獻濤跟師母聊天，他說能不能幫老師再把這本書出一下，因為很多人都在找這本書，可是這本書已經斷檔了。孫獻濤深知這部作品的學術價值，很快把出版這本書提上了議事日程。

　　說起來簡單，操作起來卻復雜得多。孫獻濤說，此次再版《南明史》，就希望能將它升級，盡量做得更好一點。“我是顧老師的學生，我了解他，也能接觸到更多更深的資料和他的遺著，比如后來我們作為書的代序言的文章《我與明史》。類似的優勢，我還是比別的出版人多一點，所以這本書反響不錯。”

　　作為歷史專業的學生，之前又有了《南明史》的成功出版經驗，文史類作品自然成了他的首選。在忙于處理總編工作之余，孫獻濤也抽空策劃了不少文史方面的出版物，包括即將出版的“大師讀史”系列、“焚書”和“藏書”系列。在此過程中，孫獻濤有一個很深的感受，“雖然現在出版行業不是很景氣，充斥了很多急功近利的書，但是真正的好書還是有市場的。”

　　此外，孫獻濤現在正在尋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作者，積極尋求出版社與作者之間的互動和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