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商務印書館數字出版中心主任孫述學介紹，近幾年，商務不斷加強數字出版的基礎建設，搭建了“三庫”（語料庫、辭書資源庫和辭書數據庫）、“兩平臺”（數字編纂平臺和排版平臺），通過檢索系統進行關聯形成了工具書數字出版的基礎系統。對于數據庫的盈利預期，孫述學持樂觀態度：“我們XML化的內容資源做得很充分，產品形成面向圖書館、科研機構、政府機關等機構的b2b模式和面向大眾讀者的b2c模式的組合。”
　　
　　與商務印書館相似，近十多年來相繼推出200多種“皮書”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也以內容的權威性和學術性見長。據了解，皮書數據庫是社科文獻社整合現有皮書資源而開發的在線數字產品，以篇章為基本單位，對皮書內容資源進行分類標引和知識關聯，根據知識點組建不同專題的7個子庫，還可根據用戶的需求提供定制服務。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數字資源運營中心主任胡濤告訴記者，通過數據庫產品的建設，不僅能把出版社的內容資源全面串聯起來形成規模效應，還能反向助推傳統出版的主題出版和品牌建設工作，更能通過對內容資源的深度挖掘和知識標引，將內容資源徹底盤活，實現內容資源的增值和價值最大化。據悉，除了皮書數據庫，該社目前正在建設的還有列國志數據庫、古籍數據庫等。
　　
　　記者發現，以獨一無二的研究素材為基礎的數據庫建設是數字轉型的一個思路，如商務印書館以《東方雜志》為代表的民國時期十大雜志數據庫，是研究我國民國時期的重要史料；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推出《中國大百科全書數據庫》，目前是局域網版，全國已有300多家圖書館開通試用；中華書局正在申請立項建設一個龐大的中國歷史文化資源總庫，等等。
　　
　　在少兒出版領域，將內容結構化打散再聚合，提供更多增值服務的方法也在被嘗試。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社長李學謙表示，于今年3月建成的中少總社數字資產庫，將該社1951年以來出版的所有報刊、4000圖書，重新進行加工、整理、登記、錄入，進行數據化的加工編碼。中少社在該數據庫基礎上延伸開發出的數字圖書館，可為各種少兒圖書館定做不同需求的產品。
　　
　　想“跑”先要學會“走”
　　
　　盡管數據庫建設是一條轉型的光明大道，卻也并非各家適用的靈丹妙藥。季仲華認為，由于科技出版社的發展歷史、市場化程度以及管理體制等原因，導致中國科技出版內容資源相對分散的格局。舉例來說，2011年工程技術圖書的零售市場占據前3名的是建工社、機工社和化工社，占有率之和為45.42%；2011年計算機零售圖書市場占據前4名的是人郵社、清華大學社、電子工業社和機工社，占有率之和為68.62%。“中國的科技出版界應該說還沒有出現超級出版社，這種狀況極大地限制了科技數據庫的開發運營”。
　　
　　反觀西方發達國家，勵德愛思唯爾、威科、威立、施普林格等世界一流科技、專業出版企業的數字出版轉型不但動手早，而且成效高。勵德愛思唯爾集團建立了世界規模最大的科學文摘數據庫Scopus和全文數據庫，目前全球的大學都在使用這些產品；施普林格每年以數字化的形式在SpringerLink上出版發行出版5000多種科技圖書和1800多種科技期刊，建立了以數據庫為基礎的成熟的專業化數字出版模式。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博士代楊認為，數據庫要實現盈利，有兩個關鍵條件：大規模的內容是基礎，大規模的使用是實現盈利的保證。
　　
　　孫述學在觀察國內出版社的數據庫建設時提到，傳統出版的數據庫營銷相對傳統，一個具備一定規模的數據庫，不但需要大量產品作為內容支撐，還需要強有力的營銷團隊來進行渠道運營。據了解，施普林格為了加強自身的營銷能力和規模實力，收購了在線廣告公司，設立了一個擁有200名員工的網絡部門，采用拉動式網絡營銷策略，與搜索引擎公司建立技術合作關系，把終端讀者拉到施普林格的出版平臺上。
　　
　　在某出版單位從事數字內容授權和開發的李南則認為，對于大多數出版社，做好流程再造和元數據加工是當前的當務之急。“國外的數字出版從選題策劃開始就數字化了，最后出來的產品，無論放到哪個平臺，都只是另存為某種格式的問題。”他認為，元數據的加工對于以生活、時尚、旅游等非虛構類的出版機構來說，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如果某個出版機構能夠將旅游的圖書進行元數據加工，將所有的信息碎片化，然后進行全新的組裝，就可以形成無數個不同以往的新產品。同時，海量的元數據后臺，才能真正全方位滿足用戶的閱讀需求，避免形成閱讀的空檔。
　　
　　流程再造-元數據加工-規模內容整合-強有力營銷，這是一個無法跨越的過程，要想“跑”先得學會“走”穩，否則摔跟頭是一定的事。出版業屬于內容產業范疇的特質仍未改變，基于內容資源開展數字出版依然是出版業的永恒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