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平心而論，利樂宏大的綠色計劃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迫于日益調高的環保標準之壓。在環保意識較為普及的歐洲，環保標準的設立是摻雜了政治、商業等多重因素的博弈，但在現實層面，卻是公司在行業中生存的門檻。包裝業不僅對紙品高度消耗、且因一次性消費產生大量廢棄物而飽受詬病，在該行業中占據全球75%首要份額的利樂，壓力尤為重大。

　　根據歐洲最新的2010年強制減排計劃，利樂公司必須在全球將碳排放降至不到30萬噸。“這個目標還是非常有挑戰性的。” 利樂中國有限公司環境與企業傳播經理姚特克說。

　　盡管中國市場上，利樂面臨的公眾壓力小于西方市場，但隨著中國市場的增長，總部對利樂中國的環保要求絲毫不予放松，將其納入公司業績考核范圍。況且，中國政府也推出了2010年強制減排目標。利樂中國所感受到的壓力，只能日趨加重。

　　當然，利樂包裝本身設計有利于碳減排。一升單位內，紙包裝碳排放為60至90克，塑料是其兩到三倍，而玻璃的更高。但考慮到紙漿的高消耗量，最現實的解決方案，仍是每一個利樂包的充分利用。“嚴格說來，從一棵樹到做成紙以后，可以循環利用七次。之后，隨著纖維越來越短，吸濕、潤脹的程度會越來越差，就不適合造紙了。” 利樂中國資深環保工程師崔忠偉對本刊說。

　　利樂中國的環保團隊需要為此前仆后繼。查海濱離職后，崔忠偉成為利樂3人環保工程師團隊中的負責人。數年來，每個工程師平均接觸近40家造紙企業，方獲得10份訂單。

　　在傳統回收體系幾近崩潰的中國市場，推進這一項目的難度超乎想象。在利樂公司總部會議上，中國員工無奈地發現，一些西方國家立法規定利樂包裝必須再生利用，并配有完整的回收產業鏈，因此環保工程師在實驗室之外的工作只是進行社區宣傳，無需像他們的中國同事那樣，為一樁成交率極低的交易，跋山涉水。

　　崔忠偉們處于一個尷尬鏈條的中間。鏈條的起始，是中國尚未建立合理的垃圾分類體系，和有待培養的消費者垃圾分類習慣，這加大了分揀難度。而在鏈條末端，并不完整的環保產業鏈未將利樂包裝納入回收系統。

　　這使得崔忠偉們必須找到更多的中國智慧，將這一鏈條中的斷裂處彌合起來。

　　在更大范圍內復制富倫紙廠的成功經驗，是利樂中國工程師實現業績的主要方式。小企業產能有限，又有較強融資需求，樂于與利樂嘗試合作。但這是一項繁瑣的、低效的任務，從內心講，本土造紙業巨頭，仍是更理想的合作者。

　　事實上，工程師們的洽談名單上不乏這類企業，其中也有不少對此表示興趣，但更多的大企業仍受困于凌亂的產業體系，望而卻步。

　　中國產能最大的箱板原紙產品生產商玖龍紙業與利樂環保工程師有過多次接觸，并已納入玖龍的籌劃之中，但遲遲沒有實質性介入。據悉，玖龍紙業每天總產能有三四百萬噸，僅一條生產線便有數十噸萬產能，若采用新的生產原料，生產線改造成本高昂。而除卻擔心新原料的適用性，是否有足夠的原料維持生產線運轉也是玖龍躊躇良久的原因。

　　后者同樣是個普遍性難題，利樂包裝回收工作發展至今，盡管在總量增幅顯著，但分布十分分散。“我們不可能將全國回收到的利樂包集中到一個地區，供一家公司使用。”崔忠偉說。于是，利樂和大型造紙公司的合作，目前只能限于單次的嘗試性行為。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利樂找到南方重要的制漿造紙基地廣州造紙廠，說服后者用利樂包裝分解出的纖維制造纖維紙。8月8日的《北京商報》即采用這種紙印刷—這個不錯的開端并未給利樂帶來長期訂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