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糧票者說(童守先，原浙江省糧食局供銷處處長)

　　 那時運糧票，賽過現在銀行運鈔票    

　　79歲的童守先曾先后擔任省糧食局計劃處處長、供銷處處長和辦公室主任。他回憶說：“當時浙江省的糧票都是在新華印刷廠印的，先把圖像用照相機拍下來后，然后人工素描畫下來，出了樣版后送去印刷廠，一種糧票出爐一般要一至三個月時間。印糧票管得很嚴的。當時能進去印糧票的，都是政治上過關的。”

　　這一點，蔣懷賦也記得很清楚，“每次有多少張紙進去印，我都要登記好的，然后印出來多少張糧票，也要到我這里來登記，就算印錯了也要登記過的。”

　　 糧票印出來后，就要到各縣去發糧票，那就更“風光”了。每過一個季度或者半年，省糧食局就會專門派車子送糧票下去，每次都是武裝押送，有配備實彈的武警保護。“就好像現在運鈔一樣，絲毫馬虎不得。”兩位老人不約而同地用現在銀行運鈔車比較。

　　鈔票是有防偽記號的，那么當年的糧票有這種記號嗎？“那時候印刷技術還不高，但防偽已經有了，而且一般人絕對看不出來。”

　　 童守先告訴記者，那時候為了防止有人偽造糧票，組織上決定在糧票上作記號。這個任務就交給了蔣懷賦。“這個在當年絕對是機密，誰要是泄露了，或許就要殺頭的。”蔣懷賦翻出一張羊年糧票的版樣，比糧票大了二三十倍，是設計者手繪版的，綿羊身上的毛都畫得很清晰。“你仔細看這些版樣，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蔣懷賦指著綿羊說。我用放大鏡一照，在綿羊腿上竟然藏著“浙糧”的字體。

　　童守先說，“這就是當年做的記號。下面城市的區縣每次發現有可疑的糧票，就向上級匯報，然后我們就下去看。我們拿放大鏡一看，就知道到底是真是假了。”

　　上海糧店吃緊來杭州調糧

　　老話說“手中有糧，心里不慌”。到憑票吃飯的年代，這句話就成了“手中有糧票，心里才不慌”。現在的80、90后，已不知道當時為何要憑票吃糧。1950年，共和國成立不久，面對戰亂之后幾近崩潰的經濟，即開始醞釀糧食計劃供應，以解決全國人民的饑餓問題。1955年，全國第一套糧票正式流通，從此拉開了長達38年之久的“票證經濟”的帷幕。

　　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人吃飯以糧食為主,菜為輔。所以糧食又稱為“主食”,“下飯”的小菜、肉蛋等統稱為“副食”。“民以食為天”,可見糧食在老百姓生活里的首要意義。“糧票，是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后,作為調節供需的手段、購買糧食的憑證,在初期起了穩定社會的作用。我國糧票所實現的乃是一種糧價補貼。城鎮居民憑糧票買糧,享受國家計劃價格,但這個價格低于國家的收購價格,其差額由國家財政來補貼,因而是一種暗補。它成了指令性計劃體制下國家財政的一大負擔。”童守先說。
 當時，浙江全省有關糧食工作的重要決策，都要向省委省政府作匯報。省委省政府領導叫糧食局負責人匯報工作是家常便飯，有時甚至半夜三更也要隨叫隨到。由于三年困難時期到來，從1958年開始，一連4年，國家掌握的糧食收不抵支，庫存越來越空虛，有的地方面臨糧食脫銷的危險。為了平衡地區間糧食余缺，保證市場供應，全國糧食統一調度。1959年以后，不僅年度糧食調撥計劃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季度調撥計劃也由中共中央安排下達。童守先回憶說：我省的糧食調撥就由我們計劃處提出，向領導匯報決定。

　　童守先認為，糧票在那個年代象征著“糧權“，非常神圣。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個紅衛兵想打白條來要糧，因為沒有糧票，被義正詞嚴地給擋回去了。

　　還有一件事過去很多年，但童老先生一直記憶猶新：“那是困難時期的某一年五一勞動節前夕，上海糧食吃緊，據說上海市區有些糧店糧食庫存短缺，一面以進口面粉堵門面，裝成糧食庫存充足的樣子，以防止群眾出現恐慌心理，一面經中央與我省商定緊急調糧。結果，我們在短短的幾天內就完成了任務。可那時儲運部門不僅沒有得到表揚，反而受到了批評。”這是為什么呢？據說當時有個叫“停停打打”的原則沒有執行好。所謂的“停停打打”，就是既要服從中央統一調度，又要保證省內糧食局勢穩定。

　　同為當事人的袁恩昭(曾擔任上海市糧食局供應處處長)也對上海的記者聊起過此事。外面出現糧食供應緊張的謠言。糧食局的運糧卡車三天三夜沒有休息，從外地(杭州)緊急調糧進滬，才平息了市場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