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糧票者說(章林玉，原杭州聞裕順幼兒園教師)

　　糧票曾比鈔票還珍貴

　　9月18日，退休老師章林玉很想在家里找一張舊糧票出來懷舊，翻了抽屜還是沒尋到。想了想她又釋然了：“真是年紀大了。那時家里人多，每個月定量的糧食不夠吃，不到月末就把糧票交給糧店了。哪里還有剩的。”

　　是啊，那個年代沒有糧票，一個人寸步難行。糧票比鈔票還珍貴。章老師說，杭州人吃早飯，喜歡泡飯加油條，或一副燒餅加油條。可燒餅、油條、稀飯、豆漿，都要用糧票。

　　每個月買米，要帶上購糧證和糧票。糧站的人對照糧本上的定量賣米，如果超過定量，就是有糧票也不能賣。糧站收回糧票后，工人會把收上來的糧票一張張貼到報紙上，然后用毛筆一行行劃掉，再拿到印刷廠銷毀。

　　除了浙江省糧票外，還有一種全國通用糧票，人們稱之為“滿天飛”。拿著全國糧票，可以在全國各地出差，并且不會過期作廢。

　　最怕外地親戚來

　　 浙江省是從1953年開始取締糧食自由貿易市場的。當年12月，省人民政府發布了《浙江省農村糧食計劃供應暫行實施辦法》，在全省范圍內開始實行糧食計劃供應。之后采取的辦法是，居民按戶口人數供應，集體伙食單位，按參加搭伙人數供應。

　　章老師的領導沈老師說，那時，人們很害怕有外地親戚來走動。一般的職工定額是29斤大米，自己有時都不夠吃，假如再多一個人，不到月末就會斷炊。所以，如果有外地親戚到杭州來，家里人會交代親戚自備糧食，或帶上全國糧票。

　　據童守先回憶，當時按照不同的工種(工人、機關干部、企事業單位職工、腦力勞動者、大中學生、一般居民)配給，糧食的供應也不一樣，每一類還要細分，如工人要分特重、重體力、輕體力。大學生以及特殊工種要高一些。章老師家除了3個大人，孩子們都還小。當時的定點定量供應，“吃不飽，但餓不死”。

　　 糧票管理嚴過戶籍

　　 在使用糧票的年代，商品糧是個火熱的詞。農村人進城，如果轉了糧食關系，吃上了商品糧，則意味著“鯉魚躍龍門”，成了城市戶口，一輩子有“糧票”了。

　　章老師說，商品糧定點供應，一個糧站管所有在它那里買糧的居民。誰家有幾口人，吃多少大米，定點糧店一清二楚。

　　“糧店比派出所的戶籍管理還厲害。”童守先說，現在的人們體會不到，定點糧店可以控制居民流動，“它可以把人管到一粒米也沒有。”計劃經濟年代，控制人口的工作主要由糧食局和公安局組成，如果沒有向糧食局事先通知，就是戶口進來，也是沒有商品糧證的，也就是說，糧店不會供應一粒米的，你還是成不了城里人，拿不到一兩糧票。

　　 一個時代的開始

　　糧票命運的大轉折，發生在1993年。據《浙江省糧食志》記載，1993年，浙江省正式取消了糧票。

　　很多時候，變化來得急促又沒有聲息。其實，轉機早已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國家物資慢慢豐富起來，其表現之一就是，曾經嚴格的票證制度越來越松動，糧票“生命之本”的寶座開始逐漸發生動搖。特別是進入198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的飲食結構發生了變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減少，因此這時家家戶戶糧票基本上有所盈余。而在章老師的印象中，那幾年已經不大用得著糧票了。所以，大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已經有一些膽子大的城市家庭婦女用糧票跟郊區的農民換雞蛋。“三斤糧票換一斤雞蛋”。

　　1985年，國家政府就規定“取消糧食、棉花的統購，改為合同定購”。這可以說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也是中國農產品購銷體制由統購統銷走向“雙軌制”的轉折點。有的飯店、商店出售食品時，由必須使用糧票，轉變為“沒糧票可多花點錢替代”；“某某吃食不要糧票，可選擇”；乘坐火車、輪船、飛機吃飯時，不再用“全國火車、輪船、飛機專用糧票”等等。

　　那時候，老百姓的餐桌已經越來越豐富了，老百姓手中的錢也越來越多了。

　　終于在1993年，一直作為不可缺少的“第二貨幣”——糧票，在見證了中國人民38年物質生活滄海桑田般變化后，終于在這一年“光榮退休”了。糧票的正式廢止，意味著統購統銷時代已經離我們遠去了，意味著中國人民物質文明時代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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