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2009年是出版改制元年，新聞出版改制時間表的出臺，更將改制推上了快車道。然而，如何改出成效、改得徹底?肖東發將在今年中國文化產業新年論壇上發表自己的觀點。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肖東發直言不諱地表示，雖然國家對出版業體制改革力度很大，推出了改制時間表，而且下發了出版體制改革指導意見，但實事求是地講，目前出版社改革的進度和取得的效果并不太理想。從早期一些出版社提出的“企業化管理，事業化運作”，到現在提出的“企業化經營，事業化管理”，一些社長依然不理解出版社改制的意義。

　　肖東發表示，改制的核心就是不能搞壟斷，沒有平等競爭的平臺，就不會有繁榮的出版業。“像澳大利亞人口那么少的國家，有2萬家出版社;中國臺灣面積不大，有1萬家出版社。我在臺灣一所大學講課的時候，學生幾乎全是出版社老板，而我們內地對于新聞出版管理的辦法還是依然落后，全國圖書出版社570多家、音像出版社400家左右、電子出版社200家左右。出版社不能隨意注冊，書號刊號也被牢牢掌握，每一種出版形態的發展都被限制住。這樣的結果，就是出版市場被無形"束縛"住了。”

　　管理體制束縛的結果，導致出版社在經營上、甚至是改革上受到阻礙。“上世紀20年代民國時期曇花一現的出版繁盛、中國臺灣蓬勃發達的出版市場等經常被人拿來證明寬松的出版環境對文化、出版繁榮發展的重要性。其實，國家已經意識到新聞出版需要相對寬松的環境，去年新聞出版總署對民營出版公司的"正名"，便被認為是國家對民營出版公司在圖書出版、推進社會文化傳播方面重要性的認可。”肖東發說，“但是，我們又注意到，雖然國家給予了民營出版公司合法的地位，但是書號依然沒有放開。一方面，國家努力推行改制，制造開放、平等的競爭平臺;另一方面，出版社又牢牢掌握書號、刊號”。這就好像一位希望孩子外出打拼的母親，一面催著孩子離家，一面又為孩子套上繩子，牽扯住他的行蹤。

　　改制的不徹底性導致了出版改制的瓶頸出現，目前的改制結果并不能稱得上理想，關鍵是沒有喚起一些出版社的積極性。但又必須承認，對于書號等核心問題，若要一蹴而就改革到位又是不現實的。這就好似進入了一個悖論，不改制不行，改制又不能一步到位，目前的階段是痛苦的必經過程。

　　雖然對一些出版社而言這一過程有些痛苦，但它也充滿了機會，肖東發認為，“雖然目前的圖書出版改制并沒有放開書號，但是某些方面依然為民營出版商提供了相較以前很好的出版環境，至少可以名正言順地和出版社合作。出版社與民營書商合作有可能是今后最主要的圖書出版模式。從內容、策劃到資源上都可以涵蓋在合作的范疇之中，民營公司在此過程中，將漸漸脫離印書、賣書轉向策劃，而出版社也將通過合作獲得一定收益，這是一種互利共贏的關系。至于民營書商和出版社合作模式的構建，也是本次北大論壇中將會涉及探討的重點問題之一”。

　　對于目前一些國有出版社和民營圖書公司合作后圖書出版質量下降的問題，肖東發也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說道：“這種情況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幾年前，"三聯風波"就引出了出版社品牌的保護與拓展問題。”“三聯風波”是三聯為了經濟利益大量出版教材教輔圖書，2004年經媒體報道，三聯書店違反國家規定，以一號兩刊形式發行兩本雜志，與雜志原有的學術品位大相徑庭。最終以總編輯汪季賢調離告終。

　　肖東發認為，對于出版社而言，需要堅持自由的社會責任和價值，同時需要政府給予更加寬松的氛圍，但也不能缺少應有的引導與監督，只有這樣，才是真正對出版業的保護。

　　而對于數字出版，肖東發表示，2009年漢王電紙書、亞馬遜等電子閱讀器的暢銷已經表明數字化出版離大眾越來越近，肖東發認為，數字出版已經成為未來出版發展趨勢，出版發展必須用大出版的視角。他說，“出版的基本要素是選編作品、加工復制和廣泛傳播，至于是否需要印刷和紙張，并不是出版的關鍵。傳統出版業長期處于壟斷狀態，數字出版的發展打破了這一格局”。
　　數字出版給傳統出版業和傳統出版產業鏈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也給管理部門提出了新課題。但是他同時表示，雖然數字出版發展是必經之路，但是紙質圖書不可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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