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經濟體遭遇集體困境

  2013年，盡管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首超發達國家，約占全球的50.4%，但對于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下降至74.6%。發達國家的政策調整抬高了自身金融市場的利率，改變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投資收益對比，促使國際資本從新興經濟體向發達國家回流，導致新興經濟體股市、匯市大幅波動。資本市場的脆弱性使得一些新興經濟體特別是脆弱五國（印度、印尼、巴西、南非及土耳其）的貨幣大幅貶值，輸入型通脹壓力上升，股市明顯下跌，經濟增速放慢。為阻止資本外流，新興經濟體往往需要收緊貨幣和財政政策，如巴西自2013年5月在半年內5次升息，累計升息250個基點；印度在9、10月份兩次升息，累計升息50個基點，但這些措施又會使本已減慢的經濟增長雪上加霜。新興經濟體自身原本具有內在的脆弱性，各自面臨著較多的結構性矛盾，有的嚴重依賴能源資源出口，有的國際收支長期逆差，有的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當外部環境轉趨不利時，其增長往往呈現波動加劇、風險上升態勢。IMF所預計的2013年金磚國家經濟增速，印度為3.8%，巴西為2.5%，南非為1.9%，俄羅斯則僅為1.5%。

  全球增長動力依然疲弱

  國際金融危機后，各國都在尋找重振經濟的新的增長動力。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正在積極搶占新一輪能源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制高點，以保持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優勢地位，如美國借助頁巖氣革命改變了能源結構，降低了其對國際能源市場的依賴。但總體看，新一輪工業革命尚處孕育階段，大范圍的新的領先產業仍處于尋求階段，關鍵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缺乏實質性突破，短期內還難以形成強有力的新經濟增長點。主要發達國家的結構性問題遠未解決，在技術進步缺乏突破的情況下，發達國家難以形成新的市場熱點，居民消費中低速增長，企業投資意愿不強，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不足，這也使得世界經濟的增長動力不夠強勁，只能維持低速增長。在發達國家需求持續疲弱、國際資本異動困擾、各國自身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凸顯下，金融危機以來“風頭正勁”的新興經濟體也突然“黯然失色”地普遍失去強勁增長勢頭，讓世界經濟近期增長前景放緩。

  中國的應對

  全球經濟的緩慢復蘇及其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挑戰與風險，使得金融危機以來各國普遍實施的非常規危機管理開始轉向常規的宏觀管理，結構性改革的全球競爭全面展開，世界經濟復蘇開始走向非線性之路。黨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以來，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要更好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持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共贏的發展，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共同應對全球性的挑戰，努力為全球發展作出貢獻。2014年是全面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我國推進全面深化結構性改革最為重要的轉折點。中國應當清醒面對全球調整的“倒逼”效應，以深化改革挖掘新一輪增長的源泉。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表明，中國經濟的周期變化內生于世界經濟周期性的變化。未來一段時間里，中國將會順應當前世界經濟環境的深刻變化，不斷深化對外開放和體制創新。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新一輪對外開放，在國際市場汪洋大海中搏擊風浪，倒逼深層次改革和結構調整，加快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當前，世界經濟進入技術創新拓展期、全球化紅利遞減期和增長模式調整期，中國原有的依附于全球失衡的增長模式、全球化紅利的分配模式以及與世界舊有格局相協調的產業模式都必須作出相應的調整。李克強總理指出，當前我國支撐發展的要素條件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深層次矛盾凸顯，正處于結構調整陣痛期、增長速度換擋期，但仍處在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需要通過加快自主創新，突破“有限后發優勢”，規避高技術產品的低附加值化現象來深化專業化的潛力，與此同時，需要加大人民幣“走出去”戰略實現金融政策與貿易政策的融合來發揮金融促貿易的功能，擴展外需的新增長極。

  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已經吹響，只有改革才能助推中國經濟轉型，中國將對經濟轉型的方向、路徑、速度以及目標進行科學規劃和演化調整，從而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