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家族》風格很狂放，到了《檀香刑》和《蛙》，看得出他很壓抑，而且因時間跨度大，伏筆多，往往要讀好幾遍才懂。”張作圣感慨自己年齡大 了，已跟不上學生的進步，連見莫言也開始變得困難。“近幾年，特別不容易聯系上他，太忙。”每次歸鄉的莫言，總會被政府拉去參加活動、做報告。“政府對他 很重視，因為他把高密推介出去了，對當地經濟拉動都是能看得到的。”

    高粱酒、九兒酒都是借莫言小說而注冊的商標。莫言獲諾獎后，前去注冊與莫言有關的商標的人數激增，當地旅游部門也正在琢磨如何挖掘莫言資源。

    但莫言回報故土的，依舊是通過自己的筆來推介故鄉。1990年，莫言在《人民日報》連發《高密之光》等3篇報告文學宣傳故鄉。后來，他不僅在小說里 寫到了高密地方戲“茂腔”，而且在北京多次推介。2006年，這個瀕臨滅絕的地方小戲，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高密“三絕”本是剪紙、撲 灰年畫、泥老虎，如今已變為“四寶”：剪紙、撲灰年畫、泥老虎、茂腔。

    別說是自己的老師，如今，就連家人也不是想見莫言就能見到。哥哥姐姐們心疼弟弟，怕他累壞身體，不過文化程度不高的妻子早已習慣了這個為了創作寢食不定，但對家庭超級負責，偶爾又像小孩子的丈夫。只是在嚴厲一生的父親眼里，莫言永遠是個農民。

    “想起老家的饅頭和大蔥我就想家。北京的大蔥不好吃，北京什么都不好吃……大（即爸），今年春節我們回去過年，您能做點黃酒嗎？用黍子米做，不要用 地瓜。另外告訴俺二嫂子，讓她把醬包上幾個地瓜放著，我好久沒吃地瓜咸菜了。三兒 拜上。”這是2003年莫言給其父的一封家書。

    如今的莫言，想吃地瓜咸菜更難了。家鄉越是大張旗鼓，他越惶恐不安。

    其實，這種惶恐感貫穿了莫言過往的人生。2011年，他憑《蛙》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后，曾告誡自己用“10分鐘忘掉這個獎”，以遏制膨脹的虛榮心。

    惶恐外化成的低調謹慎處事風格，是莫言全家人的特點。傳世家訓中，低調謹慎是管氏家族在高密東北鄉能夠世代安身立命的處事智慧。歷經戰亂和政治風云，高密管氏只想做安分人，而不愿招惹任何是非。

    作為家里最小的孩子，生于1955年2月17日的莫言，小名“射斗”，大名管謨業。從他懂事起，“謙虛謹慎、低調做人”就被威嚴的父親掛在嘴邊。年輕時的莫言好動話多，他起筆名為“莫言”，便是為了遵循父親希望他少說話的教導。

    作品是作家對社會說話的一種管道，但莫言最初寫作，只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和兩位哥哥一樣，當兵曾是他想“與地瓜、野菜離婚”的唯一出路，因為另一條出路—讀書—因文革被迫中斷了。

    1961年，剛6歲的莫言開始上學。“他是班里32個學生中年齡最小的，有腦子，語文尤其突出。”張作圣回憶，莫言擅長出奇制勝的開頭和細致入微的 場景描寫，比起其他同學的文章來，更引人入勝。他把莫言的作文常當范文朗讀。莫言記憶力極強，且喜讀書，可惜農村書少，張作圣曾召集學生成立一個圖書角， 他自己和學生們把書湊到學校，“湊了四五十本”，有《林海雪原》、《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小說及刊物、連環畫，莫言的父親做了個小書箱，莫言當管理員。這 樣，在小學時，莫言已讀了好多大部頭的書，其中還包括他靠幫鄰居干活換回的書。發掘莫言寫作天賦的張作圣認為，管家崇文尚禮的嚴格家教成就了莫言，“他爸 爸就愛看書，一輩子沒得罪一個人，在村里很有威信。”

    生于1923年的管貽范，解放前讀過四年私塾，是高密管氏第23世孫。他謹小慎微一生，傳承的就是管家世代“耕讀”的傳統。高密管氏是春秋時齊相管 仲的后代，世居膠東，以耕讀傳家，多文學隱士，少達官顯貴。清末民初，莫言曾祖因官司敗訴，遷至平安村（又稱下洼），創業二十余載，家富足，育三子。莫言 祖父行二，名管遵義，字嵩峰；大祖父管遵仁，字嵩山。三祖父抗日戰爭時不幸遇難。在管貽范記憶中，他青壯年時期是在躲避戰火中度過的，他把那些戰火連天的 歷史講給了孩子們聽，莫言用耳朵閱讀獲取的小說素材就包括這些內容。現在90歲了，管貽范還堅持看新聞、看書，炕頭上還擺著一摞線裝書，《易經》便在其 中。

    “你能看懂《易經》嗎？”記者問。

    “看不懂。看不懂也愛翻翻。”老人家笑了笑，耳背目明，什么書都愿意看，就是沒看過莫言的書。坐在他旁邊的80歲弟弟管貽喜說：“莫言不給他看，怕小說里的內容不好，讓他罵。”老哥倆各自的老伴都已去世，經常坐在一起聊天。雖都是耄耋老人，管貽喜在兄長面前還是特別恭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