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古典主義和構成主義依然是書籍設計的兩大重要方式，前者多見于文學等門類書籍中，后者多見于藝術類書籍和青少年讀物。而在書籍形式方面，總體有兩大發(fā)展趨勢，其一是大量的平裝本、普及本的流通；其二則是書籍向藝術化、收藏品化發(fā)展，比如日本有很多非常名貴作為“室內擺設品”的豪華本。
　　
　　近年來，中國書籍設計和國外交流越來越頻繁，不過“中外設計依然有階段性差異”。“我們大約處于歐洲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六七十年代，韓國的八九十年代。最終會越來越相近。”書籍設計師劉曉翔在接受《藝術評論》采訪時表示，他同時補充說，“這種相近不是沒有個性，（而是）一定會帶有自己的母語文化特點。”
　　
　　在關注歐美書籍設計發(fā)展的同時，許多中國書籍設計師同樣關注東洋鄰邦日本的動靜。“我們和日本有大致相同的文字系統(tǒng)。日本使東方文化最早納入世界體系，從中我們也看到東方文化的可能性。”劉曉翔表示，“我們可以從日本學習。既有漢字的美，也有西方文化的邏輯和秩序。”　　
　　
　　從傳統(tǒng)中尋找靈感
　　
　　“我喜歡東方的書，比較含蓄的。”當被問及喜歡的設計類型時，呂敬人如是告訴《藝術評論》，他補充說，東方并不等于復古，“我的東西里頭，有很多現代的感受。”
　　
　　如何將中式的傳統(tǒng)和西式的現代聯系在一起，這或許是所有書籍設計者，乃至所有創(chuàng)造者繞不過去的一個問題。
　　
　　現代書籍都是西式印刷和裝訂方式的產物。而事實上，中國的書籍在此之前同樣有悠久的歷史。從廣義的書籍而言，書籍的材質在紙張被發(fā)明和應用之前，經歷了繩子、竹木、獸皮、陶、土、石、甲骨等材質的不斷變遷。其中，以竹木為材料的簡策書在書籍史上存在了很長時間，據文獻記載，簡策書的使用時間大約從殷商時期起，直到東晉末年才逐漸被紙張書代替，對我國書籍形制影響巨大。與書籍有關的字“籍”、“篇”、“冊”、“尺牘”、“書札”、“書卷”、“汗青”等詞源都與簡策書有關。另外，隨著絲織技術的發(fā)展，體積小、分量輕，方便加繪插圖的帛書同樣很受歡迎，只是絲帛材料珍貴，難以普及。
　　
　　書籍材質的歷史首先向世人表明紙張并非永恒的文字載體，其次，當今設計師也常常會愿意借鑒傳統(tǒng)，探索書籍設計的可能性。
　　
　　“卷軸裝、經折裝、旋風裝、梵夾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這些歷朝歷代流傳下來的書籍形式，直到今天還是設計師的靈感源泉。”河北設計師張志偉表示，“（注入）新的書籍內容，結合新的印裝材料和工藝，古老形式歷久彌新。”江蘇設計師周晨設計了不少江南文化類的圖書，他非常注重對于傳統(tǒng)文化元素、相關設計符號的運用，在設計《泰州城脈》時，他多次前往當地，并在泰州望海樓找到了書中重要的設計符號——古城地圖和老城磚。
　　
　　中國古代書籍設計追求“雅致”，孫慶增在《藏書紀要》中說：“裝訂書籍不在華美飾觀，而應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為第一。”孫慶增所倡導的是指書籍設計中不能片面追求形式的華美，更重要的是書籍應有文化的書香之氣。
　　
　　近年來，由于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視，中國書籍設計師不斷嘗試將對于傳統(tǒng)審美的理解融入當代書籍設計之中，甚至于從水墨畫的審美旨趣中尋找靈感。
　　
　　“墨分五色”是水墨畫一個重要的審美范疇，意將墨破分為多層次的濃淡不同的黑色。書籍設計師任四四認為，在書籍設計中，色彩固然重要，但色彩并不意味著運用五顏六色，“學會運用黑色的表達語言，設計語言更具個性，同時也是提升書籍設計格調的重要手段。”
　　
　　“我們一些圖書設計的民族化元素往往表現得喧嘩而膚淺，”袁銀昌認為，在從民族、傳統(tǒng)中尋找養(yǎng)料的同時，設計師也應當避免一些誤區(qū)，“我們不能僅僅把民族元素作為一種裝飾去隨意拼貼。怎樣把民族元素融入這樣的表現，我想除了設計師自身的素養(yǎng)功力外，對民族文化的態(tài)度是很重要的。”